當“進化論”淪為統治工具(2/2)

    袁世凱的悲劇，從技術角度，可以說他在所謂籌備帝製的階段，完全喪失了對外獲取真實信息的能力，大大低估了自家周圍的馬屁精們操控“民意”的本領，以致被這種虛假的民意蒙在鼓裏。從策略角度，則是忽略了進化論在近代中國的作用。

    自從嚴複把進化論，或者說社會達爾文主義引進中國，很快就成為中國知識界的第一號信仰。讀書人在啃侉餅，看《天演論》的同時，不僅把名字改成了“適之”和“競存”，而且還因此自我洗了腦。進化論體現在人的身上，就是青年（當時叫少年）勝過老年，體現在製度上，就是康有為的“新三世”，封建帝製、君主立憲、民主共和遞進。最關鍵的是，所謂的進步，一律是直線前進式的，有進無退。中國既然已經變成了共和，就不能再退回去，不管共和的實際效果如何，倒退，就意味著開曆史的倒車，逆世界曆史的潮流而動，當然也就等於大逆不道。

    老百姓不懂什麽進化論，什麽達爾文，甚至不知道什麽叫共和，什麽叫專製。如果再出一個皇帝，或者舊皇帝再坐龍庭，也無可無不可，隻要這個皇帝不追究他們腦袋後麵有沒有辮子。但是，決定政治進程的，往往不是老百姓，而是有知識的中上層，包括清末民初那些喝了洋墨水的武夫軍頭們。他們中的某些人，如果想保住自己割據一方的特權，反抗中央，意味著反叛，但是，如果趕巧兒中央自己把總統換成皇帝，則給了他們一個反對開曆史倒車的堂皇理由，隻要有人揭櫫這個大旗，至少在中國社會的中上層，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或者說，袁世凱的洪憲帝製，等於是給了反對者一個合法反對自己的借口。

    進化論和帝王權威比拚的結果很滑稽，一個具體的強人倒下了，背著千古的罵名。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