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進化論”淪為統治工具(1/2)

    中國的皇帝是人不是神，這一點大概是個人都知道，但是，如果生活在帝製時代，情況也許會有點兒不一樣。真正明白裏就，知道皇帝跟我們一樣，吃喝拉撒，會生病也會死掉的，除了皇帝的身邊人，就是那些明白人或者野心家。剩下的芸芸眾生，恐怕多少會覺得皇帝還是有點兒神氣，能坐上龍椅的，如果是人的話，也是非常之人。那些一向崇拜清朝皇帝的蒙古人，隻有到了跟末代皇帝溥儀一同蹲了監獄，而且受了共產黨人的教育，才會發現自己和祖先多年崇拜的對象，原來是個拉完屎連褲帶都係不好的廢物。

    從前接觸辛亥革命的史料，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當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時候，很多老百姓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皇帝沒有了，我們可以不交租稅了。或者是，皇帝都沒有了，為什麽還要交租稅？害得革命黨人成立的各級軍政府沒有錢用，馬上就得派兵下鄉，逼迫老百姓交錢交糧，但還真的就有很多百姓即刻武裝反抗。江南地方，許多縣的革命黨人，對付清政府官員倒沒有動過武，對付抗糧抗稅的刁民，倒是真的開槍開炮來著。

    讀《鄭超麟回憶錄》，發現他說他們家鄉的人也有類似的事情，在辛亥革命之後，鄉民們都傳，皇帝沒有了，什麽都不用怕了。因此，土匪多了，販私鹽的多了，抗糧抗稅的也多了，新的縣政府想要管管，結果亂民聚眾，一哄而起，嚇得縣知事從衙門後門逃走，最後還得前清時候的老知縣出來說和，民國的縣知事才可以重新回來任事。

    雖然，這樣的事情可以說都是個案，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民國初年，各地政府統治的武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在整體社會狀況跟清末類似的情況下，各級政府往往非得依靠軍隊才能完成過去的征糧征稅任務，甚至鄉紳們也不得不武裝起來，沒有武力背景的鄉紳，往往難以維持在鄉間的權威。不是清末就沒有土匪，沒有私鹽販子，沒有抗糧抗稅，沒有所謂的“刁民”，但很明顯，很大一部分介於“刁民”和良民之間的人，在沒有皇帝的情況下，變得比較不安分起來，下層社會騷動不安，使得治理變得相對困難了許多。

    這種狀況，部分是改朝換代之際的常態，凡是朝代變了，總免不了會人心浮動，不逞之徒趁機作亂，反正成功了就發一大筆，失敗了大不了丟腦袋，本來一無所有的他們，丟了腦袋，也無所謂。隻是跟著起哄的人，之所以能有膽量跟著，多半是因為舊皇帝沒有了，新的真龍天子還沒有見的緣故。

    袁世凱之所以再行帝製，一直輿論都抨擊說他自己有帝王野心，在做皇帝夢。其實，作為清末以來公認的最能幹、頭腦最清醒的能臣，如此精明的袁世凱，就算我們能證實他確實有這種偏好的話，其政治抉擇，不大可能全然出於自家的偏好。顯然，以當時的情勢論，他和他的謀士們，顯然都看到了我們上麵所說的皇帝在中國這塊土壤上的權威魅影。當時所謂共和不符合中國國情輿論喧囂，背後的意思就是中國人更適合皇帝的統治。當然，他們所說的中國人，不僅有蠢蠢欲動的“刁民”，還有那些把持一方政治的武人，不僅有那些袁世凱鞭長未及的西南軍閥，還有他自家派出去驅逐了國民黨勢力，從而占據一方的北洋宿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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