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說曆史:大國的虛與實

戲台上的百姓(2/5)

    很長時間以來,義和團研究是個顯學,但是學者都忙著給義和團找根正苗紅的“爹”(組織源流),隻是這個出身好的爹總也找不準,大家吵成一鍋粥,有的說義和團源於魯南半土匪性質的大刀會,有的說源於譜係上曾經有過造反曆史的民間教門八卦教,有的則說是源於跟教會有衝突的民間拳會梅花拳。除了這幾樣之外,學者們找到的其他的組織源流這個教、那個門,總括起來能有幾十種之多。“爹”找不明白,兒子的秘密自然也沒人理會,一本又一本的著述問世,但拳民到底是怎麽回事,看了之後依舊不明白(因為沒有人屑於說)。

    其實,當年的史料文獻和後來的口述材料說得很清楚,義和團大體上由這樣幾部分人組成,一是老師,或者叫師傅,屬於傳道授業的。義和團的行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老師,老師都有“法術”,說起來都是從峨眉山、昆侖山什麽地方下來的,有異人相授,比金庸先生還要早些給這些山抹上了帶有氣功和武功的神秘色彩。當然,實際上這些老師也都是鄉下人,本沒有什麽特殊的本事,不過見過點世麵,膽子大,敢說也敢做,就成了老師。好在要教的東西也不難,無非是點半像氣功、半似雜技的玩意兒。這種玩意兒現在依然有人玩,比如用刀往運好了氣的肚皮上砍(注意事項:不能用刀劃,一劃肯定出事),紮槍頂著咽喉(注意事項:找好角度,否則穿幫)等。還有的有點兒類似於前不久曾經很是流行的氣功,老師裝神弄鬼弄幾下,接了功的弟子們馬上像神鬼附體一樣,亂蹦亂跳,一跳老高。不同的是拳民們荷槍帶棒,手裏有家夥,而且上法(接功)之後,往往宣稱自己是什麽什麽神仙附體,跟鄉間跳大神的巫婆神漢差不多,跳夠了,馬上精神萎靡,回複常態,回家照吃煎餅。

    當然,老師傳功,也像後來的氣功大師,總是要弟子孝敬銀錢。不是一個拳壇一個老師,老師要到處走,義和團就是在老師的走村串街中流行開來的。老師雖然號稱傳的功法各有玄奧,但就跟前些年氣功熱的時候的氣功一樣,雖然大師們的門派不同,據說奧秘也各異,但基本的招式卻大致差不多,所以天南地北的拳民比畫起來,外人看上去就都一樣了。應該指出的是,義和團運動過後許多年,華北鄉村興起紅槍會的時候,類似的老師,類似的功法傳播,又出現了。新麵孔,老招術。

    義和團拳壇的真正骨幹人物,被稱為“大師兄、二師兄”的人。這些人或者是對氣功感悟性好,或者有點武功底子,或者比較脾氣比較暴,拳民行動的時候一般都是這些人領頭,燒教堂,殺教民,動真格的需要這些人帶頭下手。當然,下手的時候,原本在拳壇練的本事大多用不上。對方要是弱,比如婦孺什麽的,就剁成肉醬,對方如果強,堅持抵抗,多半也就算了。拳壇的多數,是一般的拳民,老少都有,小的十歲上下,屬於義和團的兒童團,老的七八十的都有。這些人平時的時候,在老師的指導下,在大師兄二師兄的帶領下,在拳壇上演練,個別有條件的地方,還有民間鼓樂伴奏。這種演練在美國學者周錫瑞看來,很有表演性和儀式性。的確,看當時人的記載,拳壇經常有很多人圍觀,跟看戲似的。後來氣功熱的時候,每逢大師出場聚眾練功的時候,好像看得人也很多,可見古今一個道理。

    當然,拳民不可能隻在家門口表演,還要出去幹事(其實真有不少拳民本打算出遠門的,隻在家鄉玩玩算了,但袁世凱做山東巡撫,非逼著拳民北上京津,說是那邊有鬼子打,實際上是以鄰為壑),出去幹事的時候,殺殺燒燒,吆喝呐喊,全指著這些普通拳民。

    除此而外,一個拳壇,還有若幹不經常出現但卻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們算是拳壇的後台或者叫恩主。這些人是多半是鄉紳或者富戶,以武舉居多,主要有武舉人和武秀才。明清兩代,雖然文、武都有科舉,但軍隊的軍官卻基本上不由武舉來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舉基本上成了人們求個功名,改變身份,取得紳士資格的一種方便門路(比起文舉,考試也相對容易通過),因此,武舉成了鄉村社會低級紳士的代名詞。這些人比較閑,好生事兒,所以官府鼓勵拳民起來的時候,他們往往樂於摻和其間,為拳壇張羅個吃喝什麽的。

    說起來,拳民興起跟自打基督教開禁以來,尤其是太平天國失敗之後,綿延幾十年的民教衝突有關。“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教會和信教的教民。兩者的衝突,有一些屬於利益方麵,比如說,一個地方隻要出現了教民群體,一個社區就出現了另一個中心、新的權威,這種權威對世界有一種新的解釋,這樣或多或少會令原來的權威感到有點兒不舒服。更多的是屬於文化方麵的,屬於基督教自身的行為和中國傳統習俗的衝突。最早的文化衝突跟民間的戲樂活動有關。唱戲以及相關的社火秧歌活動是中國農民的娛樂,但這種娛樂卻往往以酬神演戲的方式展開,於是被教會理解為“偶像崇拜”。因此,教會特意給教民從總理衙門討來一項“特權”,既不許教民參加活動,也不要教民分攤戲份。但是當酬神演戲是為了求雨的時候,多少會有點兒麻煩,如果沒求來還好,求來了雨又不可能隻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會被人視為占了大便宜,糾紛在所難免。

    比較常見的文化衝突,跟是教會的日常儀式有關,從出生、入教時的洗禮,到死前的終傅禮,平日做彌撒以及密室懺悔都令中國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雙方有點兒摩擦的時候,就更易於流於惡意揣測。一般來講,雖說中國人講究男女授受不親,但鄉村世界,農家村姑沒有條件藏在深閨,所以男女混雜在所難免,但是這種混雜一般隻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曠地方,一旦男女混雜在一個房間裏(比如教會做彌撒)就難免引起人們有關臍下三寸的聯想,從通奸到亂交、群交。至於密室懺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釋,則聯想也就更加活躍,簡直就板上釘釘認定就是密室行淫。應該說,自從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基督教開禁以來,中國的城鄉產生了無數的關於基督教、教會、教民的訛言,有無數份的打教揭帖在流傳,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關,來自文化的隔膜被惡意地放大了。

    顯然,對於打破大門進來的西方人,無論輸入的宗教本身怎樣,中國人的觀感幾乎從進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特別被惡意放大的隔膜還有教會育嬰堂收養棄嬰事件。在過去的時代,中國農村比較普遍存在溺嬰的現象,即棄養女嬰。雖然背後有對生活的無奈,但不能說不是一個惡習。當然,中國也有人辦育嬰事業,收養棄嬰,但這個事做得比較大的還是教會的育嬰堂。育嬰堂收來的棄嬰,很多本身健康狀況就不太好(視棄養的時間長短而定),收來之後,嬤嬤(對西方教堂裏年長或者輩分高的女修行者的尊稱)們往往對於拯救嬰兒靈魂比拯救他們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嬰堂的嬰兒死亡率比較高。當育嬰堂將這些死嬰集中埋葬的時候,麻煩就來了。過去棄嬰東死一個,西丟一個,狼吃狗叼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但一個地點,棺材埋很多就很紮眼。於是傳說這些孩子都是教會害死的,更進一步傳說教會拐來中國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藥,挖眼睛點銀(可以將鉛點化為銀)等。有的育嬰堂為了鼓勵人們幫助收棄嬰,往往會給那些送來孩子的人一點報酬。因此,就有匪類為了這點報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這種匪類一旦暴露,就會把屎盆子扣在育嬰堂頭上,“坐實”了有關的訛言。轟動全國的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鬧起來的。當然,由文化隔膜導致的衝突,在基督教的傳播曆史上並不稀罕。從理論上講,隔膜是會隨著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風習固然怪異,中國人見得多了自會見怪不怪,隨之而來的會是理解,甚至和解。隻要彼此沒有在誤會形成對抗,隻要彼此的敵意沒有形成刻板印象,衝突就會消散。但是,當時清政府的作為卻使這種和解的可能化為烏有。

    基督教雖然開禁,被允許放了進來,但對於清政府來說這隻是高壓之下的權宜之計。清廷大員們的如意算盤是明開暗禁,用奕的話來說,就是天主教係屬異端,“雖已開禁,仍當暗為防範”(《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僅某些官員出頭限製甚至撲殺教會人士,而且一些鄉紳有組織地對基督教的抵製活動,背後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衝突的教案,隻要官府參與調停審理,多半是在兩下“拱火”,刻意把雙方的敵意人為地加以擴大。後來談到教案,有一個流行的說法,說是官府一般都屈從於西方的壓力,偏向教會一方。這個說法其實隻說對了一半,事實的後一半,據我查閱《教務教案檔》的所見是這樣的:每當發生教案的時候,隻要打上衙門,負責審理的官員開始都向著民方,有時候甚至是毫無道理的偏袒,整個審理呈現一邊倒的現象。但是,在這種時刻,西方國家的公使和領事往往會出麵幹預,這種幹預有時甚至帶著炮艦。在根本不對等的外交壓力下,由於總理衙門的參與,案件又開始翻過來,到了這個時候,官府又開始向著教會和教民了。“教方恒勝,民方恒屈”僅僅是一個統計不完全的結果,產生這個結果的過程往往被人們忽略了。

    最為奇特的是,無論怎樣審理,官府是絕不會讓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許許多多諸如教會淫亂、挖心、采生折割之類的指控,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敗的情況下並沒有人來澄清。給人感覺是官府屈從於洋人的壓力胡亂斷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氣壯的民方感到含冤負屈,誤會不但沒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在審理過程中,官府發現衝突的民方原來對教會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時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題大做,過分懲罰“肇事”的民方,同樣激化了矛盾。官府利用信息的控製,權術的運作,基本上達到了即使對西方讓步,也點燃了民眾對西方的怒火的目的,為官府日後在和西方爭鬥中利用“民氣”埋下了伏筆。

    拳民,就其大多數而言,實際上就是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在頑固派官員“民氣可用”的判斷下,被利用形成的武裝群體。不過,拳民最厲害的武器,是他們宣稱“刀槍不入”的法術,和法術背後的神靈。也可以說,拳民的“刀槍不入”,是他們上法時附體的神仙們賦予他們的。當然,沒有誰可以真的刀槍不入,法術都是既騙自己人,也騙觀眾的玩意兒(隻是騙不了洋人)。不過,從拳民上法(附體)概率比較高的一些神靈人物上麵,倒是可以發現他們的另一些秘密。當然,所謂的神靈無非是些農民熟知的戲曲人物,比如《三國》的關張趙馬,《西遊記》裏的豬八戒、孫悟空、沙和尚,還有《施公案》裏的黃天霸等。我統計過,這三類人,是拳民上法的時候,出現概率最高的,也就是說,當他們宣稱自己被神靈附體的時候,都喜歡說自己是這三類神靈。三國英雄豪傑多了,但是,拳民卻根本不選曹魏和孫吳陣營裏的人物,無論典韋、許褚、張遼、徐晃,以及周瑜、黃蓋、太史慈有多麽了得,但他們的眼裏卻隻有關羽、張飛、趙雲、馬超和黃忠。看來,受到西太後眷顧的拳民既在乎自己的“忠義”,也在乎自己的“正統”。唐僧三徒屬於那種原先在野,後來被官府招安終成正果的神(佛),特別是孫悟空金剛不壞之身,惹多大的禍都死不了,很難不讓拳民們喜愛。至於黃天霸,那是朝廷命官的鷹犬,專門為清官效命,剿滅那些采花大盜(有暗指那些淫亂的洋人洋教的可能)的。而且朝廷裏特別讚賞拳民的大臣中有人號稱清官的剛毅,認為某些義和團的大師兄就是黃天霸。

    在拳民大麵積興起前夕,不管出於什麽動機,西太後的戊戌政變粉碎了清廷向西方學習的變革前程。但是,當初之所以發動這場變革的外部壓力一點兒也沒有因六君子的人頭落地而減少,反而使清朝政府更讓西方以及日本看不上眼,壓力反而更大。為了應付壓力,向前既然不肯,就隻有向後看。從“民氣可用”到“刀槍不入”,拳民隻是頑固派官員給西太後找來的抵抗工具。甘當工具的拳民們,雖然做事的時候有點荒唐,亂殺亂燒(北京前門大柵欄商業區,就毀於他們的一把火,幾萬無辜的教民和用了洋貨的人被殺),在八國聯軍還沒有啟動的時候,就非要從大毛子殺到十毛子,把一切西方的東西掃蕩幹淨,其實思想意識卻和中央保持一致(缺乏教育,沒有灌輸,能做到如此,真是難得)。隻是他們借以做工具的資本實在是太可憐,法術不過來源於鄉間的巫術和氣功,而且還是不太像樣的巫術和氣功,附體的神靈不過是他們在戲曲裏熟悉的人物,想借點宗教的力卻又不大明白,服裝雖然統一不過是圖個吉利(黃、紅吉色),說是八卦分團,但大家都稱自己是乾字團,爭當老大,其他的七卦幾乎沒人用。連喝的、念的咒都跟道教沒多少關係,全靠自家糊弄。

    這些拳民秘密,在當時和過後的一段時間裏其實不是秘密,隻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有意要把事情弄糊塗才成了秘密。這些秘密不弄清楚,拳民也許還會回來。

    美國人的“中國戲”

    眼下,美國人演中國戲,我說的是京劇,所謂的“peking opera”,已經相當有水平了。很多人正經八本在中國戲曲學校學過,科班出身,回到美國已經可以登台演出。據唐德剛先生說,主演還都不錯,生旦淨醜,像模像樣,有板有眼,隻是龍套都是些棒槌,跑起來各跑各的,滿場亂跑。

    美國人大規模見識京劇,大約是在1930年梅蘭芳訪美之時。梅蘭芳的《貴妃醉酒》和《天女散花》傾倒了美國人。有的老太太甚至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地追著看,也讓我們的梅老板,變成了梅博士。不過,在梅蘭芳來美國之前,已經有美國人在中國看過他的演出。1920年夏,美國議員代表團訪華,被招待筵席之後看戲,梅蘭芳主演。美國人說不清戲名來,隻知道是一出曆史戲,梅蘭芳在裏麵演一個婦人,另有一人“狀似強徒,貌極猙獰,聲極粗厲,麵塗黑色,一望而知為狡猾之人”。議員在觀後感裏還自作聰明地斷言,說是中國戲裏好人壞人是靠臉上塗白還是塗黑來分的,壞人都是黑臉。顯然,這些美國人弄錯了,京劇臉譜,黑色代表忠勇正直,白臉才代表奸詐狡猾,他們看的那出戲裏貌極猙獰,聲極粗厲,麵塗黑色的家夥,估計十有八九是包公,京劇裏隻有花臉中的黑頭,才如此裝扮。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梅蘭芳演的,很可能是負屈含冤的秦香蓮之類的人物。當時“五四運動”剛過去不久,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外交失敗,大家還記憶猶新,運動的時候學生們喊冤就是衝著美國人喊的,因為大家覺得美國威爾遜總統發表過十四點聲明,對弱小國家多少有點同情。火燒趙家樓當天,遊行隊伍到美國使館大呼美國萬歲,威爾遜總統萬歲。現在美國議員來了,給他們看包公戲,也許是指望他們像包公一樣主持正義,為中國人申冤,沒想到人家根本沒看明白(翻譯大概也不爭氣),居然把包公當成了壞人。

    比美國議員老爺在中國看戲稍早些時候,1919年的年底,在美國哈佛留學的吳宓,被同學(後來的中國戲劇大師洪深)拉去看了一場美國人演的中國戲。1919年是非同尋常的一年,這年5月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打那以後,人們一年都沒有消停,全國的學生也都在大演其戲,不過都是自己編的《朝鮮亡國恨》和《安重根》(那個在哈爾濱刺死伊藤博文的朝鮮勇士)。不過,美國人演的中國戲,跟中國的亡國之思一點兒關係都沒有,名字叫作《黃馬褂》(The Yellow Jacket)。據吳宓在日記裏記載,該劇有點兒《趙氏孤兒》的影子,又有點《狸貓換太子》的情節,而且舞台、服飾都模仿中國戲,“如夾旗為車,登桌作城,執鞭即騎,拱手開門等,固係中國戲台所常有”。顯然,這出戲比普契尼的《圖蘭朵》要中國得多,《圖蘭朵》除了把個變態的公主說成中國公主,加上一支茉莉花的曲調之外,一點兒中國味都沒有,真不明白為什麽後來非要到中國的故宮太廟來演。

    不過,美國人雖然引進了中國因素,但演的卻不是京劇,到底是歌劇還是話劇,吳宓沒有寫,無從知曉。不過演的時候,卻不時地露出洋鬼子的馬腳,演到殺人,就真的弄一個假人頭上來,在手裏把玩,演到王子戀愛,一對小戀人就真的摟摟抱抱,啃起來沒完。根據北京人藝的導演回憶,他們指導美國學生排演曹禺的名劇《雷雨》,一說四鳳跟周老爺的大公子是戀人關係,美國姑娘一屁股就坐在了周公子的腿上。看來不管時代有何不同,美國人演起戲來都玩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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