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現代化理論既是美國社會科學的一種發展理論，也是美國政府與民間（基金會）的一種發展策略。“注釋16”
它的現實意義有二：一方麵，美國現代化理論可以視為是西方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現代化道路上競賽的學術策略；另一方麵，美國現代化理論是對第三世界（特別是非西方的後殖民地國家）提出了發展的藍圖，用科學理性來消除對現代化的障礙，包括迷信、偏見與傳統，使非西方社會走上以美國為典範的現代文明之路，也即以自由主義的民主原則為主軸的資本主義形態的現代社會。的確，德國哲人康德所提出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觀念在二十世紀強烈地表現在美國“現代化理論”這個科學典範式的宣稱中。
五十與六十年代，美國現代化理論盛極一時，七十年代則開始受到質疑與挑戰，最後則消失了它的光芒，減退了它的吸引力。現代化理論之所以由盛而衰，原因極為複雜。首先應指出，現代化理論在第三世界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種種預期的差距，許多國家在推行現代化政策後，不但未能產生理論上預期的“發展”效果，現代化摧毀了基於傳統的平衡狀態，並且造成了社會的斷裂、不公、失序等現象，從而造成對現代化的不滿。如前所述，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原是一種與共產主義競賽的資本主義發展意理與策略，但卻在第三世界許多地區遭到抵拒，而激起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標舉的“沒有現代化的發展”（development without modernization）的口號。這個口號背後的意義是第三世界要發展，但不要西方式的製度。“注釋17”
這種現代化運動導致的是一種反美主義（anti Americanism）的運動。六十年代以後反美國主義相當廣泛，照荷藍特（P。Hollander）的分析，其所反對的不是美國的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或大眾文化，而是美國所代表的現代性。“注釋18”在學術上，對現代化理論也出現了直接的挑戰，那就是七十年代前後崛起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帝國主義論（imperialist theory）和世界係統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注釋19”這些理論（特別是依賴理論），不但指出現代化理論與新興國家的發展經驗不符（如工業化或經濟成長並不必然會導致民主化），並且著重強調西方，特別是美國以持續的帝國主義的手段，控製與剝削新興國家（如拉丁美洲地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資源。真正的問題，不在“發展”與“低度發展”，而是用法蘭克（Gunder Frank）的話，“低度發展的發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那是一種剝削者與被剝削者所造成的結構性關係。這些理論對現代化理論所提出的批判，雖然沒有能取代現代化理論，但對二次世界大戰後現代化理論取得的範典地位則產生重大的挑戰。更根本地說，美國現代化理論在學術上所受的挑戰是它所采取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實證主義觀點。這種觀點已因科學哲學新觀點之出現而動搖，社會科學中的“詮釋學的轉向”（hermeneutic turn）使現代化理論在學術上受到冷落，另一個關鍵性的缺陷，則是現代化理論背後的“西方中心觀”（或更確切地說是“美國中心觀”）的論斷。現代化理論完全沒有給予文化或傳統一個應有位置。如泰勒（Charles Taylor）所提出，享有支配性地位的現代性理論是一種“現代性的非文化論”（acultural theory of modernity），亦即是撇開了文化這個因素來考察現代化與現代性問題的。“注釋20”
誠然，美國以帕森斯的現代性理論為基調的現代化理論擁有一種以西方特定時空中的社會形態為最後模型的思維模式，把西方的特殊主義予以普世性（universalization of particularism）。這種理論思維在非西方、特別是東亞的現代化過程中都遇到挑戰。此點下麵還會討論。
美國現代化理論的消沉，一個或許更重要的外因是六十年代以還，越南戰爭、黑人民權運動、美元危機、石油衝擊等一連串的危機，最後歸結到“美國世紀”的結束，這一切深刻地改變了美國社會科學界的樂觀態度。社會科學界不僅被逼反思第三世界的現代化過程，並開始轉向剖析美國社會的病理現象。“注釋21”自七十年代以來，美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術氣候發生了深刻變化，主流派學者中，像哈佛的亨廷頓就主張放棄用“現代化”這個概念。“注釋22”大多數的美國社會科學家（特別是社會學家）不再談現代化的大理論，而把現代性分割為一係列的現代性組成，包括工業化、政治民主化、國家建構、都市化、市場發展等，來作分別的研究。這一做法使他們避免作過度通則性的解釋的錯誤，但是這也使他們不能或不敢麵對大問題，即什麽是現代性的構成問題。“注釋23”很清楚地，現代性的大問題論述的主導地位在歐洲。
現代化理論在七十年代已經消隱，但是很有趣的是，到了八十年代現代化理論卻又重新為社會科學界所注目。福山說：
雖然做個現代化理論的支持者，已不再是“政治上正確”，該理論卻相當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而且沒有比亞洲更能驗證得當的地方了。戰後的現代化理論認為，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接踵而至成為經濟發展的結果。“注釋24”
白魯恂在他的《亞洲權力與政治》一書中說：
亞洲[經驗]支持現代化與發展理論，它比那些批評這些理論者所肯承認者為多，雖然亞洲的事實卻常向聲稱普世性的西方理論挑戰。亞洲正在現代化中，但卻與西方經驗不同。認定那些不同點才是一項挑戰。“注釋25”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東亞過去近半個世紀來在現代化上有生猛的表現，台灣更是快速地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注釋26”
以台灣的現代化而言，它誠然提供了現代化理論重要的經驗支持，台灣在經濟現代化之後，“注釋27”緊跟著出現了政治現代化（民主化），“注釋28”但是，亦正是從台灣本身現代化經驗中，我們發現現代化理論中的理論組成有的被肯定，有的則被拒絕或修正。“注釋29”東亞現代化社會今天真正有意義的問題不是“美國現代化理論”的問題，而是全球現代性的問題。
現代性、後現代主義與全球化
七十年代，現代化與現代性問題在西方學術界都十分寂靜，到了八十年代，情形丕然一變。但這並非單指美國現代化理論的複蘇，而是指“啟蒙方案”或“現代性方案”重新被提到學術的主要論壇。說起來是頗具反諷意味的，現代性之重新成為人文學界及社會科學界之論述主題，不能說不是與“後現代主義”之崛起有關，正因為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挑戰，才重新開啟現代性的辯論。“後現代主義”一詞相當曖昧，而且多歧義，在後現代主義者的著作中幾不可能有共識。“注釋30”簡單說，“後現代主義”是相對或針對於“現代主義”而言者。現代主義主要是文學、繪畫、建築上的文化運動，現代主義當然與現代性有關。嚴格地說，它是現代性的文化（culture of modernity），而後現代主義則是“後工業社會”（post industrial）或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後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的文化現象或氣氛。後現代主義相對於現代主義可以有兩種立場，一是“後於”（after）現代主義，視前者為後者的一個部分，是三百年來理性資本主義之邏輯的結果；二是反對（against）現代主義，把現代主義視為一種反人文主義（antihumanism）的理性。“注釋31”雖然首先提倡用“後現代”一詞的法國的利奧塔（Lyotard）不認為“後現代主義”一詞意指現代主義之終結，而毋寧視之為對現代主義的另一個關係，“注釋32”
但今日一般的後現代主義者卻認為現代性的前景已關閉，它的生命力已耗盡，啟蒙以來集體性對人類道德與社會進步的希望已灰飛煙滅。一句話，他們把“後現代主義”視為與現代的決絕，是現代的否定。“注釋33”
利奧塔拒絕一切“全能性”（totalizing）的社會理論，攻擊一切大敘述（grand narrative），如科學理性將帶動人類的發展之論述等。簡單地說，後現代主義反對啟蒙的理性觀，反對現代性方案所造成西方現代的文明結構。現代主義講同質性、一元文化論；後現代主義則講異質性、多元文化。後現代主義是西方學術文化界的一個不是運動的運動，但是，它卻在非西方社會，包括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受到知識分子歡迎。我認為這是與現代性的全球化現象有一個甚為微妙的關聯。在某個意義上，在全球化的現代性展現下，出現了羅伯遜（R。Roberston）所說的鄉愁。“注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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