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無論從中國本身曆史的脈絡來看，或從世界變遷的大框景中來看，一個最能掌握中國近百年發展的性格的概念便是現代化。現代化是一社會巨大轉型的變遷過程。這個變遷涉及經濟、政治、文化各個製度層麵，在根本上，是一種生活方式與價值秩序的轉變。中國的現代史實際上可視為中國現代化的故事。誠然，現代化這個概念本是用來描述歐洲十七世紀、特別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的社會大轉型（包括科學革命、工業化、法國大革命）的過程。啟蒙運動把這個社會大轉型提升到意識層次，即有意識地建構一個以理性為基礎，包括自由、民主、公正、人權等價值的文明格局。建構文明新格局是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所設計的“啟蒙方案”（Enlightenment project），或哈貝馬斯所說的“現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這個“現代性方案”開始在歐洲展現，之後，延展到北美，形成了西方現代的新文明秩序或西方的“現代性”。二十世紀，特別是二次大戰後，這個“現代性方案”則擴展到全世界。亞洲，特別是東亞，先有日本，繼而所謂“四小龍”（即中國的台灣、香港地區，新加坡、韓國），八十年代以還則是中國大陸，在現代化上都展現了前未之有的生猛活力。事實上，今日整個亞洲都已進入到現代化的浪潮中。就中國來說，十九世紀末，中國的“現代轉向”，根本上講，是對來自西方“現代性”挑戰的一個曆史性回應。“注釋2”應指出者，中國對西方“現代性”的挑戰的本質非一開始就自覺到的，而更值得注意者，十九世紀末來自西方現代性的挑戰是以現代性大扭曲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醜惡麵貌來敲叩中華帝國的大門的，也即中國的現代轉向是在大扭曲的曆史情景中開始的。因此，中國的現代轉向的過程中充滿委曲與不情願。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化其根本的動力來自雪恥圖強的意識。“注釋3”在某個意義上，中國之走上現代化，如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墨西哥詩人帕茲所說，是“命定地現代化”，是“被詛咒地去現代化”（condemned to modernize）的。“注釋4”現代化不是一條輕鬆的路，它會根本性地改變或轉換我們世世代代傳統的道德規範與價值秩序，但對古典文明如中國、墨西哥來說，現代化是“唯一理性的，事實上也是無可避免的道路”。“注釋5”
當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時，未必有現代化的概念，但從曾國藩、李鴻章領導的同治洋務運動，到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以及陳獨秀、胡適領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無不是中國現代化的發展組成。並且越來越成為自覺的現代化運動。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分別在大陸與台灣推行社會主義與三民主義（事實上，台灣越來越移向資本主義），則是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選擇了不同的途徑。在這裏應強調地指出，現代化這個概念，特別是下麵將討論到的美國的“現代化理論”，雖然在七十年代以還在學術上已受到種種的批判，但是在現實世界，現代化仍然是當今國家社會最主導性的發展思維與發展語言。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現代化在經驗上已是一“全球化”的現象。中國大陸、台灣與不久將回歸中國的香港都是這個全球化現象的一個部分。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
現代化這個概念或現象是相應於“現代性”而言的，亦即是一個國家社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在追慕“啟蒙方案”所鋪陳的現代文明秩序的意象所產生的社會轉型的種種變化的過程。說到現代性的建構，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是充滿樂觀的，他們相信理性，相信人類可以借理性而建立自由、公義、人道的人間秩序。以理性為根源的“啟蒙方案”，表現在製度層麵最突出的則是資本主義的工業體係、自由主義的民主、民族主義的民族國家。這些都是現代性的製度特征。啟蒙的方案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的確展示了現代文明的高度，但是，也就在十九世紀，思想家們雖然對現代文明熱情的擁抱，但也看到了現代文明的黑暗麵與破壞性，誠如伯曼（M。Berman）所說，他們對現代性的曖昧性（ambiguities）與矛盾性（contradiction）感到不安與焦慮，而思有所超越，也即他們視現代性為一開放的係統，他們對現代性的態度是既肯定又批判。“注釋6”十九世紀的現代性經驗中最顯著的是蒸汽機、自動化工廠、火車、大規模的工業區、報紙、電報、電話、民族國家、不斷擴展的市場，這一切都賦予人們無限的發展機會，但也產生了社會文化急劇的解組的危機，尼采就喊出“上帝已死”“創造新價值”的口號，這是一個“個人敢於個人化他自己”、個人敢於嚐試一切，但卻是既有自我發現又有自我懷疑的矛盾時代。
對於這個現代文明本質的態度，馬克思是十九世紀思想家中極有代表性的。馬克思受啟蒙影響至深，他懷抱的“人類解放”的觀念就是啟蒙價值的核心，故他有被視為“啟蒙之子”者。“注釋7”馬克思對啟蒙方案所產生的十九世紀的現代文明有深刻的洞悉。在他眼中，這個現代文明是由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所建構的，而現代性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性格，至於這個現代化過程中的先鋒則是布爾喬亞（資產階級），他對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特別是它的生產力給予最大的讚美，在《共產黨宣言》中，他說：
它所完成的奇跡遠遠超過了埃及的金字塔、羅馬的水渠、哥特式的大教堂……布爾喬亞，在短短不逾一百年中，已創造了比過去所有年代加起來的更龐大、更巨大的生產力。
在《宣言》中，馬克思認為經濟的下層建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會持續地進行革命，而這又會動搖社會製度、生活格調、文化觀念，以及傳統價值這些“上層建築”，布爾喬亞的經濟革命就是馬克思的現代化意象。美國曆史學者施萊辛格（Schlesinger）說：“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曆史觀有什麽中心命題的話，這個命題是：現代化、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一定會使每一個民族從封建主義通過資本主義而進入共產主義。”“注釋8”在這個意義上，塔克（R。C。Tucker）說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未嚐不可視為“現代化理論的宣言”（a manifesto of modernization theory）。“注釋9”誠然，如伯曼所說，馬克思是一位“現代主義者”（modernist）。馬克思視資本主義文明之出現為社會演化的高峰，他以資本主義真正在人類曆史發展中構成一個“質的飛躍”。“注釋10”
毋寧唯此，馬克思甚至相信西方在東方的殖民主義都是資本主義文明世界化的一部分，無可諱言，馬克思在這裏顯露了他的西方的種族中心主義。“注釋11”不過，馬克思在讚美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文明之餘，同時也看到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黑暗麵。也許更確切地說，馬克思是資本主義的最大的批判者，他看到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病態與危機，他認為資本主義孕藏著本身毀滅的種子，他尋求的是一個沒有“異化”、一個人類在生產活動中“自我實現”的社會。從這個角度看，馬克思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曆史觀中所展現的是“超越現代化”（beyond modernization）的觀念。在他，共產革命的目的不在“現代化”社會，而是“人化”社會。“注釋12”
總之，馬克思是一位現代主義者，又是一位“反現代主義者”，可以說，他希望通過更完全更深刻的現代性來醫療現代性的病傷。“注釋13”我之所以討論馬克思與現代化的關係，主要在說明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建國之後，把中心任務認定是“恢複和發展生產”，要“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到工業國”（《毛澤東在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共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就集中在經濟發展，搞物質建設，並以工業為重心，這雖然沒有以現代化為國家的發展語言，但卻是以現代化為國家的發展思維。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大陸走上現代化的一個關鍵。十三大標舉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旗幟，並提出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這可說，是中共在為貧窮落後的中國尋找的一條“必然王國”之路。至於中國在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在走向“自由王國”的樂土的道路上，必然不能不麵對馬克思主義中“超越現代化”或批判現代性的另一層問題。
美國“現代化理論”與東亞的現代化
1945年之後，世界社會科學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個變化與世界政治結構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世界上出現了兩大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一是美、蘇之間的冷戰對壘，二是非西方民族從殖民地統治中解放出來。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脫穎而出，它不隻擁有無比強大的經濟力，而且有一種宗教式的樂觀自信的政治意誌去重建大戰後的世界秩序。美國當時在大學係統上獨領風騷，而社會科學則更獲前未之有的擴張，美國社會科學對於新世界秩序的建構，在學術上發展了“現代化理論”，這個現代化理論直接導源於歐洲的啟蒙方案，但卻是美國的特產。“注釋14”
美國的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所發展的現代化理論，誠然不是一個單一的理論，它更在經濟、政治與社會各個領域有不同層次的理論表述，但一個占主流地位的理論內涵是：現代化的根源是科學理性，它所擁抱的是一種“發展”的意理，它把發展的基調定在工業化（經濟發展）上，並認為工業化含有一個內在關聯的成長模式，不同社會或國家，最後會產生某種劃一性的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結構。美國的現代化理論把美國的文明視為是現代文明的高峰，也即是現代性的典範。這個現代化理論受當時哈佛大學社會學家帕森斯的影響最大。帕森斯為“結構功能學派”大師，亦為實證主義社會學的巨子，他的現代化理論，基本上是演化論的觀點。他認為，現代社會隻有一個源頭，即是西歐的理性化，這一點他是繼承德國的韋伯的論點的，西歐經過理性化的洗禮而出現了西歐的現代性，而這個理性化過程不是隨意性的，而是有方向性（directional）的，這個理性化且有“普世性”的意義。他樂觀地預示，西方的現代性會由西方向世界擴展，到下一個世紀或更久遠的時間，這會是世界的主要趨向，最終則是一個他稱為現代型的社會的完成。“注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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