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反西方的西化”現象其實正說明了現代化與西化二者之複雜關係。因為如前所說，西方構建了第一個現代性，其實，迄今為止，西方的現代性仍是目前世界唯一已建構的現代文明的典範，因此，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就很難避免地不西化。今天已相當現代化的香港與台灣，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由於“全球現代化”的趨勢，當非西方社會越來越在現代化上取得成功時，非西方社會出現了一種強烈的文化認同的追求，這一文化認同的追求，可以說是一種“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追求。對於這一現象，不能再以“反西方的西化”來表達，更正確地說，它是“現代性的本土化”的要求。關於“現代性”問題，需要有一個全球的視野，八十年代以來，“現代性”辯論成為知識界的主要課題。吊詭的是，對現代性的熱烈興趣是，至少部分是由於“後現代主義”（post modernism）的興起，特別是由於後現代主義“現代之終結”的宣稱所激起的。後現代主義者認為：“現代的視域已經關閉，它的精力已經耗盡——即是說，現代性已經過時，後現代主義的社會思想對於十八世紀啟蒙以來現代主義者所遺留給我們的一切對道德與社會的進步，對個人自由與公眾幸福的集體希望大加咒笑。”“注釋31”
後現代主義者的代表人物利奧塔（Lyotard）拒絕一切全能性（totalizing）的社會理論，認為一切大敘述（grand narrative），不論是臆測的論述，或解放的論述（啟蒙論述），已無可信性。“注釋32”簡言之，後現代主義反對啟蒙的理性觀，批判現代性方案造成的現代的文明典範。現代主義講同質性、一元論，後現代主義則講異質性、多元文化。後現代主義極為複雜，其本身亦犯了理論之“全能性”之誤，“注釋33”
不過，後現代主義所提供的一個闡明“差異性”的理論框架，“注釋34”
則確是對啟蒙的普遍主義的有力抗製。“注釋35”
今天，非西方，特別是包括中國的東亞社會，無疑已進入到全球現代化過程中，但正因為越來越強的全球化過程，所出現的不是一個越來越有同質性的世界，反而是對文化“差異性”更加敏感了。經驗的現象顯示，在全球現代化過程中，非西方社會因現代化之增加，反而對本土文化的認同更增強了。亨廷頓（S。P。Huntington）對此有很深入的觀察：
在開始，西化與現代化是緊連在一起的，非西方社會吸收大量的西方文化，逐步地走上現代化。但，當現代化步伐增大後，西化的比重減少了，而本土文化再度複蘇。再進一步的現代化則改變了西方與非西方社會之間權力的平衡，並增強了對本土文化的承諾。“注釋36”
亨廷頓所說在非西方社會變遷之早期，西化促進現代化，在變遷之後期，則現代化推動“去西化”，並增強本土文化的再起，很能掌握今日非西方社會的文化動態。以中國的曆史經驗來說，當西方力量入侵中國後，中國思想界即陷於文化認同的危機中。餘英時說：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思想的主流實在是環繞著文化認同的問題而發展的。以各種方式出現的中西文化的長期爭論，歸結到最後，隻是下麵這個問題：在西方文化強烈的衝擊下，現代中國人究竟能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呢？還是必須向西方文化認同呢？不可否認，以思想界的大趨勢說，向西方文化認同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終於取得了主導的地位。“注釋37”
我想指出，在二十世紀的末葉，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與其他非西方社會一樣，普遍地出現了文化認同的聲音。這個聲音在亞洲現代化的國家最為突出，尼斯勃（J。Naisbitt）在《亞洲大趨勢》中指出，亞洲在現代化中的成功，增強了亞洲人對亞洲的自信，他說：“這個對亞洲的信念，這個相信它自己可以發展自己的模式，即亞洲方式的信念，現在是許多人所共有的。”“注釋38”
盡管在1997年發生的亞洲經濟金融風暴，挫傷了亞洲人的“銳氣”，但這不能停止亞洲人的文化認同的追求，不能停止亞洲人對“另類現代性”的追求。誠然，這種追求“另類現代性”的聲音遠不止限於東亞。在這裏，我想指出，今日的反西化，在精神上，已與前述早期的“反西方的西化”有所不同，今日的反西化，特別是反美化，毋寧是反對西方的，特別是反對代表了西方的美國式的現代性。“注釋39”
全球化與多元現代性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與其他非西方社會的追求“另類現代性”的自信與自覺，是與西方本身對“現代性之終結”的論辯，幾乎平行發生的。西方學術界對現代性之論辯，主要環繞在“現代之終結”（如利奧塔後現代主義之主張）與“現代性乃未完成之方案”（以哈貝馬斯最為代表）的課題上。“注釋40”不過，就中國及其他非西方社會來看，這些論辯固然有深刻的意義與影響，但所論辯之對象實際上是“西方的”現代性。西方現代性誠然可看作已進入到現代性的後期，“注釋41”。但從一世界的視野觀察，則“全球現代化”還隻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事。費若斯東（Featherstone）說：
其實，現代性之終結隻宜用來指西方現代性的終結。或者，比較平和地說，西方現代性之終結已經可見，西方隨著疲憊之意已抵達現代性之高峰。但是在東亞及世界其他區域則完全沒有疲憊之態，他們正在追求他們自己的民族的、文明的現代性。因此，也許更恰當地應該說是多元現代性，而不是單元的現代性。“注釋42”
誠然，如瑞典社會學者佘龐（G。Therborn）指出，“全球化必須不能設想有任何全球的偉大的統一者（greater unifier of the globe）。”“注釋43”
盡管西方現代性在世界上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但正如布羅代爾（F。Braudel）所說，如果把單一文明的勝利看作其他文明的消亡是幼稚的。“注釋44”
全球的現代化的結果，並沒有出現“單一的”現代文明秩序，恰恰相反，全球現代化經驗顯示的是文化的多元性及多元的現代性。即使今天的飲食消費文化中，我們看到了麥當勞（McDonald）已成為現代生活中一個標準化與常軌化的象征，東亞社會，包括中國、韓國、日本，幾乎完全為美國的麥當勞文化所“征服”，但是我們深一層看，“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與“本土化”（localization）幾乎是同在的。東亞社會接受了麥當勞，但也把它修正了。在東亞許多地方，消費者把麥當勞變成為休閑的中心，或青少年放學後的聚會所。美國的人類學者華琛（James Watson）說：
（麥當勞）地方化的過程是雙向的：它指當地文化之變，也指麥當勞公司的標準化運作程序的修正。麥當勞工業係統——排隊、自我供應、自我定位——已為東亞的消費者所接受。這個工業模式的其他方麵則被拒絕了，最顯見的是與時間及空間有關的。“注釋45”
麥當勞在東亞的經驗，頗能說明“全球性”與“地方性”（本土性）的關係。全球化一般被視為同質性的擴張，但正如羅伯遜（Robertson）所說，“界定全球而不包括地方是說不通的”。他並以“全球地方性”（glocalization）這個概念來指述全球性與地方性的辯證關係。“注釋46”
講到地方性（本土性），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文化。這不是偶然的，由於後現代主義的基本論述是文學、繪畫、建築，也即是文化，以此，現代性論辯也越來越傾向現代性之文化層麵，在社會學的論述中，一向重“結構”而忽視文化，今日則“文化”已多少取代了“結構”的位置。“注釋47”
而全球現代化所激發的文化認同，即是要追求“另類的現代性”，而追求另類的現代性根本上亦即在展現非西方文化的聲音。佘龐正確地指出，“現代曆史的社會發展不能夠裝入或簡化為‘西方及其他’的程式了”。“注釋48”這也就是說在全球化中不能再不注意西方之外的“他者”（the Other）。這個“他者”的聲音在過去四個世紀西方的擴展史中，都被西方的聲音壓製或淹沒了。利奧塔在較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所有講現代解放的大論述之所以令人生厭正是由於他們在論述中支配了“他者的文化”，然後“他者的文化”又在西方的進展中被摧毀。特別是他們這樣做是以西方有“普世性的”（cosmopolitan）性格，由是而將所有“特殊的”（particular）都消融進普遍主義中去。“注釋49”
我個人覺得西方學者，特別是後現代主義的學者，對西方學術文化有這樣的反思是值得歡迎的，這種理論上、思想上的反思對於東亞及其他社會在多元現代性的建構上無疑是一種助力。我想指出，東亞的現代性之建構應該成為社會科學者的探索與詮釋的頭等大事，社會學者伯格（P。Berger）甚有說服力地指出，東亞出現的工業資本主義與西方的現代性相比較，是一個新的型態的現代性。他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最重要的一個組成因素是個人主義，但東亞模型則是側重集體的團結與紀律，亦即是他所稱的“非個人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現代性”。“注釋50”
就台灣來說，台灣現代化所造成的現代性不能說不受西方現代性的影響，也即它與西方現代性有一定程度的匯流現象。但是，台灣的現代性是不是西方現代性的翻版呢？《經濟學人》素來隻相信市場，而不相信文化因素在現代化中的重要性的。“注釋51”
它指出，東亞（包括台灣地區）的現代化過程中，出現了犯罪率（特別是少年犯罪）、離婚率的增加、家庭價值受市場的侵蝕等社會秩序衰敗之征，這與西方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現象隻是程度之別，而非本質之異。“注釋52”但是，《經濟學人》這種“啟蒙的普遍主義”觀是否完全符合東亞的經驗事實呢？蔡勇美與伊慶春在《中國家庭價值觀的持續與改變：台灣的例子》一文中提出了很有啟發性的發現。他們的研究顯示中國的家庭價值觀在台灣的現代化過程中，有的是變了，有的則持續著。其中在“個人取向”之家庭價值觀（如對婚姻和離婚態度方麵）較明顯地受到了現代化的影響，但是家庭和親屬之“集體取向”的家庭價值觀，則現代化之影響不顯，亦即基本的傳統家庭價值觀念仍然保持。他們說“現代化對中國家庭價值觀的影響呈現出選擇性的個人取向的適應，而非整體規範的變革”。“注釋53”
這個研究說明，在全球現代化中，台灣仍然維持著作為中國文化核心的家庭價值。當然，這隻是中國文化價值持續性的一個例子，但就在這個例子中，已可顯示台灣形成中的現代性像西方的現代性一樣，可以有“普遍性”，但亦可以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會有這一現象，正說明台灣的民眾對中國文化價值的執著，也可以說明他們對“另類現代性”的選擇。無疑的，台灣在建構“另類現代性”的過程中，不論在個人層次或集體層次，必然會涉及文化價值的取舍與創造。
結語
在全球現代化日深一日的趨勢下，我們可以說在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全球化帶來的不會是一個同質性的世界，反之，全球化將更可能突顯與深化多元現代性的發展。誠然，全球化似乎使世界變成一個天涯比鄰的“地球村”，但是，它並沒有產生文化的一體性，反而使我們意識到文化差異性的新層次。“注釋54”哈維爾（Vaclav Havel）指出，“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全球的文明中”，不過，“它最多隻是一薄薄的表層”“它包藏或掩蓋了巨大的文化的差異，種族的差異，宗教世界的差異，曆史傳統的差異，以及曆史形塑的態度的差異，所有這些差異都在這一表層之下。”“注釋55”相當吊詭的是，全球化一方麵形成了一個“全球社會”，但另一方麵去更突顯了各個民族文化、曆史傳統的差異性。艾森斯塔特指出，全球的現代化固然無可避免地會以“西方現代性”方案為參照點，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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