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婿性情可慮，然此亦無可如何之事。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言違忤三綱之道。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地維之所賴以立，天柱之所賴以尊……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注釋16”
從這裏，可見“名教綱常”之深入人心，三綱五倫是真正“製度化”了。史學家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上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他又敏銳地指出：“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製度。”
陳寅恪把《白虎通》的“三綱六紀”說成是中國文化之“定義”，顯然是他極重視中國的製度，或製度化了的文化理念。我們也可說，隻有製度化了的文化理念才是真正文化的核心。
在此，應一提者，《白虎通》中的“六紀”與“五倫”一樣，都是規範人與人之關係者。“注釋17”我所要指出者，“五倫”“六紀”中之人與人之權義關係是對稱性的，而“三綱”則是片麵的絕對性的權義關係。“注釋18”以是，君臣一綱強化了中國的專製性格，而父子一綱助長了中國的父權主義，而夫妻一綱則鞏固了“男尊女卑”之局。
簡約言之，傳統中國，一方麵有一強大的帝國結構，它包括坐落皇權的皇室（內朝）和龐大的全國性的官僚機構，另一方麵則是一個處於縣級之下無數“邊陲”的社會單元（以鄉村為形態），而維係中華帝國之統協性並形成一獨特的“政治—社會”之文明秩序者則是“製度化的儒學”。
“製度化儒家”之解體
中國文化，這裏是指與中國政治與社會的製度相綰結的價值係統而言，亦即是我所稱的“製度化儒家”，自十九世紀末葉，特別是西方勢力入侵之後，開始一步步動搖，乃至解體。
“製度化儒學”之動搖與解體與西方勢力之入侵是有極大關係的。餘英時說“西方勢力的入侵不僅在中國中下層邊緣分子的心靈中造成巨大的激蕩，而且也立即使士大夫對儒家發生深切的懷疑”，“注釋19”他把大規模的反儒教現象推溯到十九世紀中葉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運動代表了中國人第一次利用西方的觀念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施以激烈的攻擊，而當時的儒生如汪士鐸，在反思之餘，認為儒家是“無用之學”，必須以法家、兵家來“輔孔子之道”。值得注意的是，曾國藩雖為漢人，卻效忠清朝，鏟剿太平軍。他的《討粵匪檄》以“名教之奇變”為號召，這顯示出在曾國藩心目中，“中國之為中國”者是其文化，而不在種族，而中國文化之根核則在其“名教綱常”。
到了同治年間，曾國藩、李鴻章與張之洞等人為了回應西方之挑戰，發起洋務運動，實際上隻以“開鐵礦、製船炮”為中國自強與現代化之要務，也即隻肯承認西方之優勝於中國者在技器，用張之洞的“體用”觀來說，則隻肯以西方的為“用”，而必須以中國的為“體”。到了清末，由於“洋務”之不足，乃有康有為、梁啟超等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他們已知“體用”之說之非，已知西方之長不止在技器，更在“政教”，於是要變法改製，這就觸及到“製度層次”的現代化了，也即觸及到“製度化儒學”的內涵了。清末的變法改製，最有象征意義的是1905年的“廢科舉，設學校”了。這是中國儒家教育製度之結束，西方教育製度的開始，也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結束，新知識階層的開始。誠然“製度化儒學”之解體而有翻天覆地影響的是其政治體製。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共和革命，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它不隻結束了君主專製的帝國體係，同時也創建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從這個角度看，“國家儒學體製”已崩解，中國傳統的政治宇宙都變了，四萬萬人都是“皇帝”了。從此，中國走上尋求新的國家體製、新的政治秩序的不歸路。“注釋20”
在康梁維新運動中，衝擊“製度化儒學”最淩厲的是死難的“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他受到西方的宗教和倫理的影響，使他看到三綱五倫的壓製性。他在《仁學》中對“名教綱常”提出了激烈的批判，譚嗣同論人倫關係，首標自由與平等兩原則，而“總括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餘英時說他“這個提法，自然是從個體本位出發的，其中‘不失自主之權’一語確實抓住了現代人的本質”。“注釋21”
梁啟超的《新民說》則更借西方現代倫理來宣揚建立中國的新倫理，強調權利思想，強調自由、自治、自尊、進步、合群等新價值觀。
不錯，對中國文化產生全麵抨擊、重估、批判的則是1919年前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注釋22”新文化運動之所謂“新”，是因為它提出了一係列的新觀念、新價值，而以“科學”與“民主”為總括性的“目標性價值”（goal value），但新文化運動最撼動人心的還是在抨擊中國的文化傳統。新文化運動大將陳獨秀對三綱五倫的批判又較譚嗣同更進一層，他的中心思想是“尊重個人獨立自主之人格，勿為他人之附屬品”。在他眼中，“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注釋23”他認為，“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而“東洋民族社會種種卑劣不法、慘酷衰微之象”，皆由於家族主義故，從而他說“欲轉善因，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注釋24”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支配性的文化取向，是要推倒以儒學為基礎的社會製度，尤其是其家族製度，其中更特別掊擊“男尊女卑”，倡導婦女解放。胡適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魯迅以名教綱常不外“禮教吃人”，“注釋25”傅斯年則把傳統家庭稱之為“萬惡之原”。“注釋26”當然，這些看法是過分簡單化的，有強烈的激進主義的傾向，在那個曆史時段，反傳統是一個大氣候。總之，傳統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家族製度在思想價值層次上，自清末以來，已受到根本性的批判，而到了二十世紀初，更由於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遂引發了普遍的“家庭革命”。整體來講，由於帝國的君主政製與傳統的家庭製度的崩解，“製度化的儒學”不啻是壽終正寢了。
中國製度的現代化
“製度化儒學”的壽終正寢，並不表示中國文化的消亡，甚至也不表示儒學的消亡。一百年來，中國文化中的文學、藝術、音樂，有的雖然已式微，但有的在汲取西方的滋養中卻獲得新的發展。儒家固然已被“去中心化”，已失去過去“獨尊”地位，但儒學因與國家分離，反而恢複了先秦原始儒學精神，並在西方文化激蕩下，經反思而有再顯生命之機遇。事實上，儒家文化一方麵在學術上發展為“知識性的儒學”，“新儒學”即是其中一個特出的表現；另一方麵，在日常生活上，則積澱為“社會性的儒學”的價值規範。但宏觀地看，整個二十世紀，我們看到的是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一個傳統性的中國社會確是一步步走出了中國曆史的舞台，但同時，一個新的中國社會卻在現代化的長路上一步步走來。誠然，中國自十九世紀末葉起，已自覺與不自覺地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中國的“現代轉向”，用墨西哥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茲（Octavio Paz）的說法，是“命定地現代化”，但它也是中國人的選擇，此一選擇涉及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與重估，也涉及新文化的創造。在過去一百年中，中國人在新文化的創造過程中，所麵臨的最大的問題是建立中國的新製度，是建構中國的新文明秩序。
中國社會百年的變遷，在基調上是從一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而中國人要建立的工業文明的新秩序，則必須要建立工業文明的種種製度。這包括政治製度、經濟製度、法律製度、教育製度、宗教製度等等。新製度的建立是中國新文明秩序的基礎，這些製度不僅是舊社會製度的替代，更有些是舊社會所沒有、而為新社會所必需的。中國在新製度建立的過程中是相當艱辛與曲折的。在政治製度與法治的建立上尤其一波三折，困境叢現。但在大方向上，則是向民主政治與法治轉變，就兩岸三地言，台灣在民主政治的實踐上走得最快，香港則在法治上最有基礎。應指出者，中國二十世紀所建立的新製度，許多或大部分都是從現代西方借取過來的（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的）。這些“西方”的製度，幾乎全是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之後的“新”的或“現代”的產物。中國，其實，所有非歐美的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都有這種大量“文化借取”（製度與文化是不能完全分開的，製度背後是有文化價值的支援的）的現象。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製度現代化”不能不說有濃厚的“西化”性格。
不過，我要指出，在中國從事現代新製度的建製過程中，固然大量地“借取”了西方的製度，但在“借取”的同時，實際上也是“中國化”的開始。我所謂的“中國化”是指這些製度經轉化而變成中國新社會文化的構成部分。中國新製度的建構實際上必然會涉及兩個交叉同在的“轉化”，一個是西方的轉化為中國的，一個是傳統的轉化為現代的（現代中國的“大學製度”就是經此轉化而來的）。我相信，再過百年後，回頭看二十世紀的中國，將會是一個西方製度“中國化”的世紀，也是中國製度“現代化”的世紀。這比起漢之後出現的“佛教中國化”規模更龐大，意義更深遠。“注釋27”有二位社會科學學者從大量的經驗研究中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已經瀕於解體，五倫已變，人際之關係的行為原則已從“義務”本位轉向“權利”本位。他們是把“長城”喻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寫了一本著作叫《毀壞了的長城》。“注釋28”但我覺得，我們應該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現象，中國的現代化，講到底，必然也應該看到的是“個人主體性”的覺醒。今天，最能代表“個人主體性”覺醒的，在政治上是個人之權利觀的肯定，在社會上是婦女之自主性的肯定，“注釋29”這正象征地說明了中國的新文化、新社會的來臨。
西化與現代化
中國自十九世紀末，帝國體係崩解之後，所展開的“現代轉向”，自覺或不自覺地都圍繞著“西化”與“現代化”兩個概念。“西化”有學習、摹仿、擁抱西方，並以西方為優越，以西方為模型的意思；“現代化”這個概念則可以沒有這些情緒上的糾纏，而毋寧指一種更富於自我更新、自我轉化精神的社會變遷。“西化”與“現代化”這兩個概念是不同的，但在實際經驗上，有很大的重疊性。這需要從西歐的“現代化轉向”的啟蒙運動說起。
十七、十八世紀的西歐的啟蒙運動，源於康德的“敢於有勇氣用你自己的理性”的精神，敢於以理性擺脫倚賴的精神。西歐的現代化是源於本土的轉化，西歐社會當時發展出來的現代性必然是“第一個”現代性。之後，西歐這個現代性方案擴展到了美國，也可以說是美國的“歐化”。西歐與美國都屬於同一個文明體係，因此自然地被統稱為“西方的現代性”（western modernity）。在近四個世紀非西方社會與西方現代性的會遇的經驗中，非西方都處於弱勢，中國在十九世紀末，就成為西方帝國主義任意欺宰的對象。中國及其他非西方社會在失敗的過程中，都有過多種的自救自強運動，這些自救自強運動都常自覺與不自覺地定性為現代化運動，但基本上都還是走上西化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世界性的西化現象。馮勞（Von Laue）在《西化的世界革命》一書中指出，西方之進入非西方世界所產生的急速的社會變遷，對於非西方社會有創傷性的結果。非西方人一方麵對西方社會的許多東西產生欲望，一方麵又深刻厭恨西方所造成的對傳統秩序的破壞。他認為非西方社會所從事的往往是一種“反西方的西化”（anti western westernization），“注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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