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主義是一種對祖國、對人民、對大好河山深深眷戀和熱愛的崇高情感，從而也是建設美好家園、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種神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東汽還表現為幾代人所秉持的產業報國的高尚情操和奉獻精神，深深熱愛自己企業就是東汽職工最生動的愛國主義情懷。然而愛國主義也是一個曆史範疇，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具體內容，現階段主要表現為獻身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和促進祖國的統一大業。所以，傳承與弘揚東汽精神就要同促進曆史發展、社會進步與維護國家獨立和人民根本利益密切聯係在一起。尤其著眼於形成全民族奮發進取、昂揚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團結和睦的情感紐帶，著力於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覺悟以及理想信念與形勢任務的教育導向，始終堅持我國偉大抗震救災精神與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的共同精神支柱，切實把握愛祖國與愛人民、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英雄主義與國際人道主義的有機結合和高度統一，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豐富內涵及其相互關係和內在聯係，以此深刻開掘、吸取東汽精神催人奮進的“動力源”。因此，弘揚東汽精神就是要發揚“堅韌不拔、艱苦創業”的奮鬥精神，像東汽人那樣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思想作風紮根在心中並深入到血脈裏，以矢誌不渝地“獻身三線建設、追求產業報國”的辛勤耕耘，繼承與踐行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勞動人民的優秀品質。
（三）“自主創新、勇攀高峰”是時代催生東汽精神的價值取向，這是對以“改革創新”為核心內涵的我國時代精神的大力弘揚。
“總書記、總理都對東汽精神給予了很高評價，這次來我們也都親眼看到了。總書記、總理講，東汽精神就是東汽職工把中華民族精神在抗震救災中加以升華，這是非常貼切的……它體現在嚴重自然災害和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形成的一種‘不怕犧牲、敢於勝利，堅韌不拔、艱苦創業，自主創新、勇攀高峰’的精神……回頭中央的重點媒體要好好宣傳你們的經驗，要把東汽精神在全國工交戰線叫響……”李長春同誌親臨東汽指導工作的總結概括，既是對東汽人戰勝災害奔向未來的充分肯定，也深刻闡釋了東汽精神又一個本質屬性，這就是對具有時代特征的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力弘揚。作為國家研製大型發電設備和重大技術裝備的龍頭企業，東汽既是傳統的資金技術密集型企業，也是典型的人才智能密集型企業。因產品涉及典型的“高溫、高壓、高轉速”等複雜工況，從而使生產的科學技術含量、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以及對員工隊伍素質的整體要求都非常高，實現科技進步尤其是核心技術與關鍵產品的原始創新、集成創新等自主創新的難度就更大。東汽人敢為人先、知難而進、勇於擔當，從20世紀80年代頂著壓力成功試製首台國產30萬千瓦汽輪機的拚搏挑戰到後來率先研發與批量生產超臨界、超超臨界60萬、100萬千瓦高參數、大容量和單機功率最大發電設備的開拓創新，從當初設計綱領確定60萬千瓦年產量的客觀局限到現在產能達到3000萬千瓦的跨越發展，從開始以生產中小火電機組為主的產品產業單一結構到主動將產品研發觸角伸向“清潔高效可再生能源”領域而形成火電、核電、氣電、風電、光電等“多電並舉”的戰略格局……東汽人正是有“自強不息、隻爭朝夕，奮勇爭先、永不懈怠”等拚搏意誌和進取勁頭的強力支撐，從而使企業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由弱變強，不僅成為全國三足鼎立的三大汽輪機廠家之一，而且成為當代國際大型發電設備製造商。這是時代催生了與時俱進、追求卓越的東汽精神，它是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的不斷升華。
創新是民族前進和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必然在改造主觀與客觀世界中生發出無窮的創造力。時到如今，改革創新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經濟、科技競爭的決定性因素，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與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希望所在。所以，銳意“改革創新”既是實現強國富民的必由之路，也是東汽精神弘揚的共性要求和時代特征。麵對經濟市場化、全球化的激烈競爭和嚴峻挑戰，這種精神一直支撐著東汽的發展進步，與當代跨國公司同台競技並取得一定話語權，而讓世界強手刮目相看。堅持用中國裝備來裝備中國、裝備世界，這既是我國重大技術裝備製造業的神聖使命，也是弘揚東汽精神的應有之義和精髓所在。正是有了這種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經受“5·12”特大震災考驗的東汽人更能增強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時刻想到有困難要克服、有高山要攀登、有宏圖大略要實現，始終保持奮發有為、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和無堅不摧的前進動力。如今，“浴火重生”的東汽人不忘胡錦濤同誌的親切勉勵與溫家寶同誌的殷切希望，按照“更加先進、更加安全、更能可持續發展”的根本要求，為創辦具有當代先進水平的“國際一流電力設備企業”努力奮鬥。所以，傳承東汽精神就是要弘揚“自主創新、勇攀高峰”的開拓精神，堅持為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增添強勁有力的前進動力；同時激勵國有企業與各行各業都能與國外強手一比高下，努力從打造和提升市場競爭力、核心競爭力與國際競爭力等方麵，切實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後勁和生機活力，並使我國實現長治久安和永續發展而真正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
事實已經表明，東汽精神本身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和偉大抗震救災精神的熔鑄和體現。正是在這種精神的引領下，東汽作為國有企業的代表不僅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地發展起來並充滿生機與活力，而且創造了災後恢複重建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新奇跡，成為中國民族工業角逐國際市場的優秀代表。中華民族是個古老而又偉大的民族，展望21世紀我國的飛速發展，中國未來必將像一頭威猛的雄獅，赫然屹立在世界東方而受到全球的矚目。而在這種大環境、大氣候下，我國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更需要與時俱進，使之激勵支撐中華民族走向更加的繁榮和富強。在新中國60多年的發展史上，我國人民已經培育了大慶精神、三線精神、紅旗渠精神、兩彈一星精神、成昆鐵路精神、青藏鐵路精神、載人航天精神、北京奧運精神、世博精神、抗洪搶險精神、抗擊非典精神、抗旱救災精神、抗震救災精神等具有時代特征和氣息的民族精神。它們都是人民群眾的激情創造，象征著國家力量的不斷提升，體現著民族精神的豐富拓展。如今又有了“不怕犧牲、敢於勝利，堅韌不拔、艱苦創業，自主創新、勇攀高峰”的東汽精神，這種精神是災難彰顯、曆史鑄就和時代催生的，它既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又是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的新的升華，也是對我國偉大抗震救災精神的充分展示和弘揚。正是有了這種精神，東汽人才能在遭受滅頂之災並陷於絕境之時，又使企業起死回生、重獲生機和充滿活力，在抗震救災、恢複生產、重建家園的征途上創造了一個個新奇跡，使新東汽又以最快的速度和嶄新的麵貌拔地而起，傲然屹立在祖國大地和世界的東方……事實同樣表明，東汽精神與當年的大慶精神一脈相承並交相輝映，它是我國當代工業戰線湧現的又一麵鮮豔的旗幟，繼承發揚的也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優良本色和光榮傳統。正因如此，李長春同誌親臨東汽指導抗災重建時，特別強調要像過去宣傳大慶精神那樣宣傳東汽精神，讓東汽精神在全國工交戰線叫響，使之在彰顯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中得到新的錘煉和提升。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曆史積澱和時代曆練，東汽精神現已成為我們偉大時代和特殊時期催生出來的一種寶貴精神財富，並已深深紮根於巴山蜀水、神州大地和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豐沃土壤，緊緊與我國偉大抗震救災精神和民族精神、時代精神融為一體，應當在全社會得到學習借鑒與傳承弘揚。
四、堅持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這也是東汽精神一直捕捉的“風向標”
曆史與事實表明，文化是製度之母。一種社會製度的形成、鞏固和發展，需有相應的文化為其提供指導和奠定基礎。按照曆史唯物主義的辯證觀點，經濟與道德的發展進步之間必然存在作用和反作用的關係，這就決定了經濟的發展進步絕不可能建立在社會道德總體滑坡的基礎之上。一個偉大的事業，總是伴隨著相應高尚的道義基礎。我國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的建立，為全社會打下了共同道德價值的堅實基礎，使以人為本和為人民服務成為中國社會道德的基本價值取向。我們黨誕生90多年來自身雖然進行了許多重大變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卻始終如一、堅定不移。從為人民服務到以人為本，都是我們黨為自身設立的最根本的道德建設核心。黨的這種道德價值的目標尺度已成為廣大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天經地義的神聖道德觀。黨在領導人民建設新社會新生活的進程中，始終高度重視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設，用先進的道德思想武裝人民，用高尚的道德精神激勵人民，用優秀的道德榜樣引導人民。
為此，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部憲法就明確提出了“五愛”的社會公共道德規範，20世紀60年代起又在全社會廣泛開展了學習雷鋒和焦裕祿活動。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黨的曆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都堅持對全社會思想道德建設的成就和任務做出新概括、新部署。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十四屆六中全會分別通過精神文明建設的兩個決議，集中闡述和部署了全社會思想道德建設的戰略任務，並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方略，製定頒發了世界政黨史上第一部由執政黨製定的專門部署道德建設的工作文件——《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思想道德建設的力度進一步加大，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根本任務的提出以及貫徹落實，使全社會對思想道德建設更加自覺、自信。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製改革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是興國之魂，並把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作為偉大的奮鬥目標，這是我們黨和全社會更加重視思想道德建設新的裏程碑。
（一）堅持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既是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和傳統美德，也是弘揚東汽精神體現的重要內涵和根本要求。
我國已經實行改革開放30多年，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民主法製的推進，文化建設包括道德文化建設有了很大進步，但從目前經濟發展的某種意義和程度上看仍然是一條短腿。為此，就更要著眼於培育文明和諧的道德風尚，著力於倡導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弘揚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品格，樹立“知榮辱、講正氣、促和諧”的良好社會風尚，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奠定重要基礎。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並受人尊敬的國家。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包括倫理道德在內的文化建設，這種文化建設除了生產更多健康有益、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產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樣化文化需求，還要把加強同市場經濟、民主法製、和諧社會建設相適應的道德文化建設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來，尤其要牢固樹立和大力踐行“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的“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八榮八恥”涵蓋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時代要求，反映社會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明確了當代中國最基本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是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的精辟概括，是新時期社會主義道德的係統總結，是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形勢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
榮辱觀古已有之，榮辱心人皆有之。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民族，持有不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人們，其榮辱觀是不同的。恩格斯說過，“每個社會集團都有他自己的榮辱觀”“注釋12”。社會主義榮辱觀，回答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什麽是光榮，什麽是恥辱。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既要發揚優良傳統，又要體現時代精神；既要立足本國，又要麵向世界；既要把握今天，又要麵向未來。榮辱觀是由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所決定的。榮辱觀滲透在整個社會的生活之中，不僅影響著社會的風氣，體現著社會的價值導向，標誌著社會的文明程度，而且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巨大的反作用。我國古代的思想家曆來十分重視榮辱觀念。“不知榮辱乃不能成人”“寧可毀人，不可毀譽”“寧可窮而有誌，不可富而失節”等格言警句，都說明古代的哲人誌士將榮辱放到了與人格一樣重要的地位。這是我們民族珍貴的思想財富，對今天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也有積極的借鑒意義。所以，堅持道德情操的引領熏陶，主要是堅持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牢固樹立“知榮辱、講正氣、促和諧”的良好社會風尚，包括經濟倫理思想、員工職業道德和企業公眾形象，從而在搞好各項工作事業中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為此，就要著眼於培育文明和諧的道德風尚，著力於倡導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堅持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營造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的濃厚氛圍；要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堅持搞好以文明城市、文明單位、文明村鎮創建工作為載體的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培育奉獻、友愛、互助、進步的誌願服務精神，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倡導移風易俗，抵製封建迷信，堅決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堅決糾正以權謀私、造假欺詐、見利忘義、損人利己的歪風邪氣，堅決鏟除唯利是圖、坑蒙拐騙、貪贓枉法等醜惡現象賴以滋生的土壤。同時，要嚴格履行企業與各行各業的社會責任，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關係，認真踐行以愛崗敬業、誠實守信、尊老愛幼、助人為樂為重點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積極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道德規範，努力形成男女平等、尊老愛幼、扶貧濟困、扶弱助殘、禮讓寬容的人際關係，不斷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勞動者與“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員工隊伍，始終堅持“勞動光榮、知識崇高、人才寶貴、創造偉大”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一個現代社會總體上是開放和寬容的，但在一些基本問題上依然有自己的底線和準則。現代社會生活多樣性，給了每個人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不論怎樣選擇，都不能離開做人的底線，都不能顛倒是非，以醜為美，以惡為善，以恥為榮。“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是針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見利忘義、損公肥私、不講信用、欺騙欺詐等消極現象和社會公害提出來的，它從根本上堅持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是我們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時必須樹立的社會價值觀和個人人生觀，應當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與全體公民為人做事的行為準則。
在這當中，誠實守信必然成為人類生活的基本規則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最為重要的道德規範之一。中國傳統文化曆來主張誠實守信，它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做人之道、美德之基。誠實守信不僅是一種品行、道義、聲譽，更是一種責任、準則和資源。“人無信不立，政無信不威”，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進程中，誠實守信被注入了嶄新的時代內涵。在先秦時期，中國人所謂的“誠”主要是指“誠實”“真誠”和“忠誠”，要心裏想的和實際做的保持一致，這也就是古人所說的“誠於中、形於外”，就是要“勿自欺”“勿欺人”。所謂“信”，主要是“真實”“誠實”和“信守諾言”，強調一個人要“言必信”，要“言而有信”等。後來，思想家們往往把“誠”和“信”相互通用。孔子作為著名的教育家非常重視誠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強調“言必信，行必果”。他認為，在社會生活中，“信”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如果沒有誠信，也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條件。他把“信”列為對學生進行教育的“四大科目”（言、行、忠、信）和“五大規範”（恭、寬、信、敏、惠）之一，強調要“言而有信”，認為隻有“信”，才能得到他人“信任”（“信則人任焉”“注釋13”）。荀子堅持“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至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注釋14”。《管子·乘馬》中主張“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先秦以後的思想家們，都把“誠”和“信”作為立身處世的基本道德要求。司馬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則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至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注釋15”宋明理學家們對“誠”賦予了更重要的地位。周敦頤把“誠”提到“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的高度。朱熹說：“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陸象山則強調“忠信”，認為“忠者何？不欺之謂也；信者何？不妄之謂也”“人而不忠信，何以異於禽獸者乎？”從上述這些思想家的言論可以看出，在中國古代傳統道德中，“誠信”確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特別強調，信是立身之本、誠信是待人之態、誠信是安民之策、誠信是治政之道、誠信是經商之法、誠信是破欺之方。中華民族誠實守信，講究仁、義、禮、智、信，早就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誠信觀及豐富完善的思想內涵。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不同角度加以認識：一是從語言學的角度認識誠信，誠信就是言而有信，說話算數。“誠”字是“言”字旁加一個“成”字，“信”是“人”字旁加一個“言”字，這兩個字都有“言”字。它的語意是講，人在說話時也有明確的要求，就是說話不能亂說，不能違背道德要求，即說話要真實，不虛假，言行和內心思想一致，做到言而有信，言而有實，言而有真。二是從認識論的角度認識誠信，誠信就是言行一致，知行統一。人們要認識客觀事物，首先要接觸客觀事物，產生感性認識，這是認識過程的第一步。有了感性認識，人們的頭腦就會把感覺的材料綜合整理，加工改造，形成概念，做出判斷和推理，進入理性認識階段。如果我們從感性認識階段獲得的材料不準確，不符合實際，那麽在理性認識階段獲得的概念和知識就是錯誤的。因此，毛澤東同誌講過：“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麵——誠實和謙遜的態度。”“注釋16”它要求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做到言行一致，表裏如一，做到實事求是，知行統一。三是從道德論的角度認識誠信，誠信就是明是非，辨善惡。我們常講倫理道德。其實倫理和道德的側重點不一樣，倫理講是非，道德講善惡。倫理道德是人類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總結概括出來的一種行為規範。在法律和紀律管轄範圍以外的，就隻能用倫理道德來解決。你要明辨是非，區分善惡，就要誠實守信，實事求是，否則是難以明辨是非，區分善惡的。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是非顛倒，善惡不分，就是不誠實、不守信的表現。當今和諧社會的建設，對誠信的呼喚日趨強烈，不僅經濟活動需要誠信，政治活動、精神文化活動等一切社會領域都離不開誠信。為此，我國《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既把“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作為繼承倡導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也把其作為社會主義公民道德建設的重點所在。
在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中，還有忠孝仁義、友愛互助等許多優秀品質需要傳承弘揚。古訓雲：“百善孝為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孝道的要求，就是要孝親敬長，孝敬父母，關心體貼父母；尊敬老師，尊重老師的勞動；尊敬老人，幫助照顧老人，要有一顆感恩的心。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自古以來，人們就把“孝”看成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是教化產生的根源。中國社會，“家國同構”，此種社會格局不僅把家庭、社會與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麵聯係，而且也從情感上將愛家、愛社會和愛國緊密聯係在一起。實際上，人們隻有有了“感恩之心”“愛心”這種孝親友愛的樸素情感，才可能升華為愛家鄉、愛社會、愛祖國的崇高境界，養成高尚的道德情操，進而樹立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積極投身到和諧社會建設中。“孝道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文化。“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注釋17”又是和諧文化、特色文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理應承繼這份道德遺產，發展這份優良傳統，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倫理精神與道德規範。孟子發展了孔子思想，以“人性善”論為理論基礎，提出仁、義、禮、智、孝、悌、忠、信。孟子說：“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注釋18”朱熹是後漢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繼承儒家傳統思想的基礎上，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提出了一套係統、嚴密、哲理化的道德教育思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他把“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注釋19”作為“五教之目”。自古盡孝與盡忠是相輔相成的，小家與大家本質相通。對父母的孝心可以轉化為對國家和人民的忠誠，對家的責任感可以上升為對國家的責任感。許多革命烈士和英雄模範積極投身革命和建設，使全國父老親人過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實現了“最大的孝”，體現了最大的忠。
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又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友愛互助，也是衡量一個民族或地區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從而是和諧社會發展的基礎。在我國儒家倫理思想中，“和諧”“仁愛”等道德觀念受到特別的重視。人們經常聽到的“家和萬事興”“和氣生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話語，就是“和諧”“仁愛”等傳統倫理文化的體現。和諧是建立在團結的基礎上的，對一個家庭、組織、團體和國家來說，如果不團結或者不夠團結，自然也就難以達到和諧，生活於其間的人們也就不能感受到幸福。由於社會中存在著困難人群，他們需要其他人的關懷和幫助，仁愛倫理要求人們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給這些人以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又由於一個人在其人生旅途中難免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或窘境，因而互助是對所有人都有益的道德行為。為了實現友愛、安定、有序和公平的和諧社會，需要全體人民大力弘揚團結互助的優良美德。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自古以來就把友愛互助作為人應該具備的基本品德。
在“5·12”特大震災麵前，中國人民表現出空前的友愛互助精神，譜寫了一曲曲友愛互助的動人篇章。大地震發生後，中央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大力發揚“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友愛互助精神，共同奪取抗震救災鬥爭的勝利。人民解放軍、武警官兵和民兵預備役人員迅速趕赴救災第一線，舍生忘死，不惜一切代價開展救援行動。全國各省（區、市）和社會各界積極伸出援助之手，調集大批人力、物力、財力支援抗震救災，向災區人民送溫暖、獻愛心。災難無情，人間有愛。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天南地北，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華人華僑，整個中華民族都心係災區、支援災區。友愛互助精神為災區人民抗禦災難、重建家園提供了強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也讓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弘揚光大，使全中國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二）堅持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既是人民群眾的共識期盼和時代發出的熱切呼喚，也是弘揚東汽精神蘊含的應有之意與核心要義。
現實當中由於受外界的某些消極影響，我國社會生活中也存在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現象，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在一些人中還有市場，少數人思想混亂，道德缺失，是非、善惡、美醜觀念顛倒混淆。這些問題的出現和蔓延，對社會道德體係造成了衝擊，損害了社會風氣，也影響了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引起人民群眾強烈不滿。“一個社會全麵發展應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協調進行，而社會風氣好壞則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因此，思想道德建設必須以正確的價值觀為指導，堅持什麽、反對什麽，倡導什麽、抵製什麽都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注釋20”“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正是為我國新形勢下明辨是非、區別善惡、分清美醜提出了新要求，從而為引領社會風尚發揮積極重要的影響作用。然而據國內外媒體披露報道，近年來不僅諸如“毒菠菜”“毒黃瓜”等“毒蔬菜”引發的腹瀉嘔吐甚至造成死亡等食物中毒事件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屢屢出現，而且亂用“塑化劑”等添加劑製作“毒飲料”等危及食品安全問題也在台灣地區多有發生，這些也提示我們在未來可能麵臨的一種困難和挑戰。而在全球化時代的食品安全危機中任何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如何化解這類道德誠信與安全信任危機，無一例外也是擺在我國公眾麵前的一道難題。正因為如此，社會上近年相繼發生的以所謂給各類食品“防腐”“保鮮”“調味”“催生增產”“節約成本”與“增香”“添色”“美容”“開味”等為目的而違法違規添加著色劑、防腐劑等化學藥劑的各種毒食品以及非食用的美容、養顏、減肥、健身等化妝品，真是層出不窮、屢禁不止而且防不勝防。所有這些都是見錢眼開、唯利是圖、見利忘義而無所不用其極，已嚴重危害廣大消費者和人民群眾的身心健康。為了達到坑蒙拐騙、賺錢發財的貪婪欲望，一些欺人騙術和卑鄙手段已演變為肆無忌憚、觸目驚心和令人發指的犯罪行為。正如溫家寶同誌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所痛斥的那樣，這類惡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確實已經到了令人深惡痛絕的地步。
然而道德作為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特殊精神方式，與人的實踐活動密不可分並滲透在社會關係的各個方麵。從根本上說，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並能推動社會進步發展的道德，其價值為正、性質為善，反之則價值為負、性質為惡。從這個基本價值觀立場出發，評價當前我國道德狀況的性質，就要放眼廣闊的經濟社會領域。雖然在我國社會生產生活方式日益變革的大背景下，包括道德在內的社會意識形態出現了多元、多樣、多變的複雜情況和消極現象，然而生產力水平日益提高推動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自然曆史過程。道德發展的客觀規律同樣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而且對社會整體道德質量的更高標準，對國民道德素質的更高要求，對社會向善價值追求的更緊迫期待，對社會各色各樣敗德行為的更嚴厲譴責，都深刻揭示了全社會道德狀況向善向上的大趨勢。隻是由於體製機製不完善、社會輿論放大效應等原因，一些時段和某些領域人群中就存在明顯嚴重的道德缺失現象。針對此類社會問題和負麵影響，我們黨和政府特別強調要在全社會大力加強思想道德建設。胡錦濤同誌提出在加強與創新社會管理中，堅持以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問題為突破口，通過協調社會關係、規範社會行為、化解社會矛盾和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維護人民群眾權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持社會良好秩序，有效應對社會風險，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營造更加良好的社會環境。國務院還專門部署嚴厲打擊對食品非法和濫用添加劑專項行動，全國最高法院還對依法懲處嚴重危害人民生命、破壞食品安全的犯罪分子重申了嚴厲態度。如今，從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從染色饅頭到毒豆芽，一場打擊食品非法添加和造假等犯罪活動的風暴席卷全國。事實已充分證明，我國道德的發展進步總體上是與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同向的，全社會道德狀況顯示道德建設的進步成就，尤其在抗擊非典疫情與洪災、旱災、冰災、震災等重大自然災害的關鍵時刻經受了考驗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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