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1919年赴美留學,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曆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係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係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裏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1952年後一直為北京大學哲學係授。

    1923年夏,馮友蘭以《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順利通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是年秋回國後,沿博士論文方向寫成《一種人生觀》。1924年又寫成《人生哲學》,作為高中教材之用,在這本書中,馮友蘭確立了其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並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的結合。分別於1931年、1934年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後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從1939年到1946年7年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係,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後,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係,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和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哲學家指南》的20世紀的中國哲學家中收錄馮友蘭。

    馮友蘭先生20世紀40年代的哲學史作品是《中國哲學簡史》,這是一本深入淺出、出神入化的書。每次看都使人覺得精神很清新,把中國哲學的精髓用很簡單的話語表現出來,是很好的一本書。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本是為西方讀者了解中國哲學而用英文寫就的,後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譯本”,且出版後幾十年來,“一直是世界各大學學習中國哲學的通用教材。”據說在西方大學中,凡開設中國哲學課程的,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第一本必讀之書。這樣一本書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已自不待言,而尤為可貴者,其對於今日中國的讀者亦不失為一本教益豐厚的文化經典。李慎之先生常說:“中國人了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馮友蘭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其依據之一就是馮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之所以如此,我想有如下原因:1.書小容量大。與馮先生四百萬言的著作相比,二十三萬言的《簡史》,不可不謂“小”,然而它又是“馮先生的哲學與哲學思想融鑄的結晶。”馮先生在該書的自序裏也說,此書是“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易克臻此。”故可謂,“擇焉雖精而語焉尤祥也”。2.視野開闊。以一本篇幅有限的哲學史專著,打通古今中外的相關知識,雖是蜻蜓點水,仍不失哲人洞見。特別是作者對現實問題的懷,頗具“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愛國風範。3.文體楊曉。許多讀者都有同感:讀馮先生的書,你或許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但你絕不會不明白他的觀點。西人言,文體暢曉,其智乃見(Brevityisthesoulofwit)。綜此三者,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恐是學習中國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史的最好選擇之一。

    《中國哲學史新編》總結部分

    《中國哲學史新編》總結部分寫的十分簡明扼要。這個總結部分,在我看來所有學中國哲學的人都應該注意。雖然寫的很短,但是這位哲學老人顯得很自信和樂觀,正是他偉大的遺言和對中國哲學的偉大預言。《中國哲學史新編。自序》中說:“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詩經》上有句詩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邦新命,是現代中國的特點。我要這個特點發揚起來。

    這個“總結”很重要,可視為馮先生的“晚年定論”,無論功之者,罪之者,都能從中體會出很多東西。馮先生說過,他是用生命寫作的,那麽,《新編》的“總結”可說是生命的最後結晶,它不僅是《中國哲學史新編》的總結,而且是馮先生哲學思想的總結。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陳寅恪

    竊查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允宜列入清華叢書,以貢獻於學界。茲將其優點概括言之,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諧,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庸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於穿鑿傅會之惡習。因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僅存,或晦澀而難解,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程序,絕無哲學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係條理之整理,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誌。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喜論愈有條理統係,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此弊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今日之墨學禦製詩免,頗疑其有所為而發1此事因難證明,或亦聞寅俗承命審查偶君之作,謹具報告書,井陬著推論之餘憑據鸛中☆哲學臾上冊審查報告撰與時代性有關,斯又利用材料之別一例也義放後,以求教正焉。(原戴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一九三零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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