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文化的自我訓練常會被其他國家的觀察者視為離題萬裏之舉。
在美國，自我訓練的技術與傳統方式都不甚發達。按美國人的設想，個人應對自己人生可能達到的程度進行構想，如果確有必要，才會進行自我訓練以期接近既定目標。他是否自我訓練，取決於他的抱負、自覺，或威布蘭所謂的“職業本能”。
然而，日本人卻認為，參加中學考試的男孩，參加擊劍比賽的運動員，甚至過貴族生活的人，除了學習測試時必要的特殊本領外，還要進行自我訓練。無論考試需要什麽內容，無論其劍術如何精熟，也無論其舉止如何無懈可擊，他都得把書本、劍和儀態放到一邊，進行特殊的訓練。
日本人的自我訓練概念可以概要地分為兩種：其一是訓練能力，另一是訓練高於能力之物。這種高於能力之物，我稱之為練達。在日本，此二者截然分開，對人類精神產生不同的效果，其原理也各自不同，可以通過不同特征相區分。對於第一種，即能力的訓練，前文已多有述及。在和平時期的演習中，士兵們六十小時隻能睡十分鍾，軍官卻說，“他們知道怎麽睡覺，要做的是教他們如何醒著。”盡管在我們看來這種要求很過分，但他隻是在培養士兵們的能力。他所表述的是日本人公認的精神控製原理：意誌淩駕於幾乎是無限可塑的身體，身體不會因缺少關注而喪失健康。日本的“人情”理論正是建立在這些假設上的。當麵臨真正的重大人生事件時，無論身體的需求對健康來說如何必要，也無論這些需求平日如何受到認可與培養，它們絕對處於從屬地位。
但是，這些關於睡眠與飲食的想法與整個西方的自我犧牲觀念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父母為子女做出犧牲，妻子為丈夫放棄自己的職業，丈夫為養家糊口而犧牲自己的自由，這是標準的西方觀點。美國人很難設想在某些社會中，人們不承認自我犧牲的必要性。但這的確存在。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說，父母自然能發現孩子的可愛；與其他事相比，女人寧可結婚；男人以收入養家，這是他最喜愛的工作，正如獵人或園丁是在幹自己喜歡的工作一樣。何必說什麽自我犧牲呢？如果社會強調這些解釋，並允許人們照此生活，自我犧牲的觀念就很難得到認可。
在美國，一個人為他人所做的這些“犧牲”，在其他文化中被看作互惠的交換。它們或被視為隨後便能得到回報的投資，或被視作對已獲得的價值的償還。在這些國家，甚至父子間的關係也被如此看待，父親在兒子幼年時為其所做的事，兒子在父親的晚年及其死後要一一償還。每種商業關係同時也是民間契約，它經常確保等量交換，但同時也形成約束，要求一方提供保護，而另一方提供服務。如果雙方都認為能獲利，那就不會有哪一方認為自己的責任是一種犧牲了。
在日本，為他人服務背後的約束力當然是互惠，包括利益對等和等級關係中互補性責任的交換。因此，自我犧牲的道德地位與美國的大為不同。日本人對基督教傳教士對自我犧牲的說教極為反對。他們認為有德性的人不應把自己為別人所做的事看作對自己的壓抑。像日本人那樣，生活在由如此詳盡的互惠義務所組成的生活中的人，自然會認為自我犧牲無關緊要。他們迫使自己履行種種極端的義務，但是傳統的互惠義務的約束力使他們不會自傷自憐，也不會自以為有德，類似這樣的情感在更為個人主義、更具競爭性的國家中很容易產生。
日本人認為，“能力”的自我訓練能改善人的處世態度，這是它存在的基本理由。他們說，最初開始訓練時的急躁情緒將會過去，最後，他會從中感受到樂趣——也可能會半途而廢。學徒規規矩矩地照管生意，男孩學習柔道（柔術），年輕的妻子慢慢適應婆婆的要求；在訓練的最初階段，不習慣新要求的人們可能希望擺脫這類“修養”，這可以理解。他們的父親會對他們說，“你到底想做什麽？要體會人生必須受到這些訓練。要是你放棄它，完全不訓練自己，那肯定會遭到不幸。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後果，不管世人怎麽看，我都不會再保護你。”他們常說的“修養”，意為擦去“身體上的鏽”。它能使人成為閃閃發光的利劍，當然，人都想要成為這樣的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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