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幸運的。生在那樣百家爭鳴的時代，可以由著自己的心性說話、生活；而且一個人活過了一世，還要被百世千世的人記著說著。
但是孔子又是不幸的，一會兒被捧起，一會兒被打倒。捧起時，得到過獨尊的地位，成了打壓百家，甚至束縛天下知識分子和百姓的神靈。打倒時，卻又被踩在腳下，成了多種罪孽的替罪羊，踩的人邊踩還要邊罵：“讓你永世不得翻身！”
聖是不必說的了，孔子活著的時候，就有他的學生以“聖”讚譽其師了。孔子剛死，魯哀公便尊之為“尼父”，漢朝則尊為“褒成宣尼公”，到唐玄宗又封為“文宣王”，宋真宗更封為“至聖文宣王”。元朝，雖是北方遊牧民族入主華夏，在尊孔上卻不落後，尊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到了明朝，有了點變化，在“至聖”之後加上了“先師”二字，以至到清初就成了“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畢竟到了現代，那就“偉大”吧，還要在偉大之後，加上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有時還要加上一個活動家、外交家等）。有了這樣神、聖、尊、貴的地位，當然就要祭祀，於是就有了曲阜的孔廟。從魯哀公下令將孔子的三間居屋辟為壽堂始，曆代帝王競相增擴，以至大到清代的占地一百四十四畝、四百六十多間房舍、五十四座門坊的孔廟。不僅如此，唐太宗時還下了一個詔令，要全國遍設孔廟，以至全國孔廟最多時達兩千五百多座。祭祀還不夠，“愛屋及烏”，曆代帝王還要惠及孔子的子孫後世，尤其是孔子的直係後裔。自漢高祖將孔子九世孫孔騰封為“奉祀君”後，孔子十三代孫孔霸又被封為“關內侯”，賜田賜宅。接著，孔子的嫡孫又有了“褒成侯”、“崇至侯”、“文宣公”等封號。從宋仁宗皇帝將孔子四十六代孫孔宗願封為“衍聖公”始，這封號改為世代承襲，一直延續至孫中山才算作罷。這個捧，時間之久長、地位之高崇，真可謂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也成了中國兩道“好看”的風景，皇帝那邊要世襲，嫡裔長子長孫；孔子這邊也要世襲，也是嫡裔長子長孫。隻是孔子這邊要比皇帝那邊還穩定，皇帝那邊是秦劉李趙，走馬燈似的更換，孔子這邊卻是隻此一家，別無他店。
有漲必有落。打的時間雖然不算長久，其程度之烈，也是空前絕後（但願絕後）。反孔，討孔，倒孔，批孔，聖人已成“孔老二”、“孔家店”、“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惡霸作風”、“法西斯氣味”。似乎還不過癮，又將孔子像從孔廟大成殿上拉倒剖腹遊街示眾，更繼之以扒墳掘墓，從孔子墓至其後裔之數萬墳塋全被扒開，撒骨頭揚墳，無一幸免。當然也有理論上的批判與聲討，拉出了“階級”（奴隸主階級的代表）、“政治”（倒退守舊保守落後）、“哲學”（唯心史觀）等，把孔子批得“體無完膚”，甚至將孔子與林彪並列，掀起全國性的“批林批孔”運動。
不管是捧起還是打倒，熱鬧固然熱鬧，但是卻似乎與孔子無關。
不要說這些熱鬧與孔子無關，就是那個據說來自於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主張後者絕對服從前者，“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也是與孔子關係不大的。本來孔子說到這三個關係的時候，是相互的，有著相互尊重的民主精神在裏麵。是董仲舒打著孔子的名義“製造”出了“三綱”，而宋明理學更由此發展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欲”，並把這一切都安在了孔子的頭上。正如顧準所說：“四書朱注，是朱熹的著作而不是孔子的著作。凡朱注中如‘義理’、‘天理人欲’之類的東西，完全是另外一種哲學體係，以此解孔是不行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六十個孔子》）
孔子就是孔子，一個春秋時代的孔子，一個充滿著人味的春秋時代的孔子。既然是人味的孔子，有著人性的新鮮活潑的優點，也會有著人性的新鮮活潑的毛病。他是說過“後生可畏”的，作為後來者，在學習孔子的為人與思想的時候，當然也有著質疑孔子的權力或曰義務。
質疑之一：作為一個家庭之中的男人，孔子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
作為兒子，他曾經費盡周折，找到了父親的埋葬地，並將勞累了一生的母親與父親合葬。作為父親與叔父，他也曾經盡心盡力，為女兒與侄女找到了合適的丈夫。這些，孔子都做得相當出色。
但是，作為丈夫的孔子，做得如何呢？且不說那句“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為後世婦女留下了無法回避的話柄，僅就孔子將妻子丟在魯國於不顧，流亡列國十四年這件事來說，孔子就沒有盡到一個男子漢應當盡到的職責。兒子、女兒、侄女、女婿，還有孫子，一大家子，多少家務，多少艱辛，多少困難，全靠妻子一人料理。就是妻子病逝，孔子也沒有回去一趟。
這實在有些說不過去。可能有人會說，這正是孔子“事業心”強的表現，他是在為天下人謀福利。這種說法看似正當，其實，拿出人性這個最為普通的道理品品，就站不住腳了。世上多少男人們，正是拿著“事業”一詞作擋箭牌，卻拋下了本該承當的家庭義務與責任。況且，在家庭義務與責任之後，還有一個不能回避的情感。一個女人，就這樣獨自與丈夫分離十四個年頭，從心理、生理上講，都是不人道的。中國太講究婦道了，女子稍稍不如男人的意，就會成為“不德”。她們手中，沒有任何招牌可借。
家中馬廄失火了，孔子可以隻問人不問馬，體現著他的人道主義情懷。可是那個為其養育了兒女又承當著幾乎所有家務的妻子，卻沒有得到應有的照撫與關愛。或許關係不夠融洽，致使“兩地分居”。但是，關係不夠融洽的責任，也是要由雙方承擔的。
質疑之二：三年之喪與一年之喪的爭論，真理似乎在宰我的手裏
據錢穆先生考證，父母去世，守喪三年之禮，雖是“天下通喪”，但在孔子所處的那個時代，已經廢棄，“此禮久不行”，形同虛設。宰我在這裏就是針對這一情況，與老師討論與其名存實亡，不如根據實際改革這一製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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