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魯國的孔子，享受著國老的待遇，也就是起著參與議政的作用。不是決策者，也不是政策與決定的執行者，但是卻可以對於國家的重大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或者受到當權者的谘詢。待遇當是不低於走時的六萬俸祿，雖然沒有具體職務，政治待遇卻要高於一般的大夫。如果尋找“顧問”的源頭，恐怕最終要落到孔子的頭上。
晚年孔子在魯國政壇上的地位與作用，在他剛回到魯國不久，便因為季氏的田賦改革而得到了具體的驗證。
《左傳》魯哀公十一年記載了這個事件：“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這次季康子所實行的田賦改革，即由原來的丘賦改為田賦。那時是“方裏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左傳定公十一年》），魯國與齊國戰事頻繁，所需各種費用相當巨大，原來的田產與家財一塊計算賦稅的“丘賦”已經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在此情況下，季康子決定實行新的“田賦製”，將田產與家財各為一賦，也就是說新的田賦製要比原來的賦稅增加一倍，也就是每丘要出兩匹馬、六頭牛。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季康子派家臣，也是孔子的學生的冉有就田賦問題前去谘詢，實際上是要孔子表態。這既是檢驗孔子對於當政者的支持度、順從度，也是想利用孔子的表態，來減輕因增加百姓負擔而帶來的壓力。但是冉有三次問詢，孔子均不作明確回答，隻是說“我不了解情況”。冉有見老師分明有著明確的態度，卻以“我不了解情況”來搪塞，有些著急，便說：“老師是國老，現在這個事情需要你表態後才實行。為什麽老師就是不表態呢？”
我估計冉有詢問的時候，肯定不是一個人在場。隻是到了隻剩冉有一個人的時候，孔子才私下對冉有說：“君子的行政措施，應該在合於‘禮製’的範圍之內，施於民的一定要寬厚，國家的政策規模要適中，取於民的一定要少（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果按照這個原則，我國原來實行的‘丘賦’也就夠用的了。如果不按照禮製去辦，而是貪得無厭，即使實行了他季氏的田賦，也會入不敷出。”雖然是私下談話，可是在關係著魯國政局的大事上，孔子依然毫不含糊。他接著更加嚴厲地對冉有說，“你和季孫若要依法辦事，那麽有周公現成的法典可以遵守。若要任意而行，那又何必來問我的意見呢？”
對於季氏的田賦問題，《左傳》上說的是“貪冒無厭”（貪得無厭的意思），《論語》則稱之為“聚斂”（搜刮民財），《孟子》指為“賦粟倍他日”（賦稅比以前多了一倍），如此看來，季氏的田賦之變，嚴重地增加了農民負擔這是肯定的。從孔子嚴厲的回答，也可以看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他的原則性。而“施取其厚”與“斂從其薄”的主張，更是帶有著孔子一貫的“仁政”的色彩。這既是他仁心的自然反映，也是他施仁政的一貫主張。尤其是在春秋末期，貴族統治者置民眾生計甚至生命於不顧，瘋狂擴充各自的地盤與權力的時候，這種“仁”心與施“仁政”的主張，更顯得彌足珍貴。他的貧苦出身以及幾乎貫穿一生的窮困與蹉跎，更令他的這種民本思想有了深厚的根基。至於他事必以周禮為準則、為解決問題的鎖鑰，而沒有以向前看的姿態找到新的救世辦法，這既有他保守守舊並導致一生碰壁的一麵，也是時代的局限所致。
估計冉有的問詢當是在魯哀公十一年的冬天。知道了孔子的態度的季氏，並沒有停止自己實行田賦製的腳步，緊接著在魯哀公十二年的春天，就全麵推行了田賦製。氣憤的孔子當然拿季氏毫無辦法，但他卻對於在季氏家中有著相當權力的冉有，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孟子離婁上》如實記下了此事：“求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嚴厲到了不承認冉有是他的學生，並號召他的弟子們可以大張旗鼓地批評冉有。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