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裏的一天，上個世紀西方最有影響又最有爭議的大詩人伊茲拉龐德被意大利遊擊隊逮捕，最後被駐意美軍拘押於比薩市附近的一個美軍軍法處的“整紀營”。開始的時候，龐德被囚於一個半露天的籠子之中，幾乎是暴露於野外。在身心幾於崩潰的時候，他想到過自殺。
但是他度過了危急，並在監獄中完成了他的裏程碑式的巨著《詩章》的第七十四章至第八十四章，亦即文學史所稱的《比薩詩章》。而給他以精神向導並引導他度過危急的，則是中國的孔子、孔子的《論語》和《論語》中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中庸思想。伊茲拉龐德在他的《比薩詩章》中，引用《論語》二十一次、《中庸》四次，並在自己的偉大詩章裏出現了九十三個書寫秀美的漢字。其中，就有這樣的詩句：“但讓他們隻守三周中庸/我們懷疑/政府不會信賴這個中庸/‘誠’這個字已造得/完美無缺/獻給國家的禮物莫過於/孔夫子的悟性/那個叫仲尼的人/述而不作。”（這裏的國家與政府，指美國及美國政府）
四十年之後，1988年，一位名叫井上靖的日本大作家，在他的八十歲之年完成了一部二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孔子》。就是這位比孔子終年還要年邁的老人，為了寫好這部《孔子》，六赴中國，並多次循著當年孔子流亡列國的路線進行實地考察。
在這部《孔子》的第二章的最後，記載著一個“村中長老”的話：“若要鄙人從所知的夫子嘉言中任選一喜愛者，我必揀擇‘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既然生而為人，總須挑撿一樁自認有所功德的偉業而獻身，隻是踐履間應該默默行之，亦即‘寡言多行’。上天不是恒常在操持龐雜的事功，卻默默無言嗎？”
在這裏，無言但卻“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的天道，正是在為人間範式著一種“民鮮久矣”的至德--中庸，恒久地行著善道、正道，善體現著仁，正則反映著禮。於是乎，中庸之道，便成為孔子思想中最深湛也最樸真的部分，它既紛披著哲學思想華贍蔥綠的枝葉，也延伸著有著踐履品格的茂密的根須。
也是在1988年。1月，全世界諾貝爾獎獲得者在法國巴黎開會時發表了一個宣言。宣言指出：“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當然也包括著他的中庸思想，因為中庸思想正是孔子智慧與思想的集中體現。
是孔子第一個將其發現，並將其建造成為一種世界觀與方法論。
在春秋戰國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時期，能夠出現“中庸”--如此有著實踐品格並具有哲學高度與深度的思想，是一種必然，也是一種幸運。論之必然，因為當五花八門的樊籬還沒有設立或者還僅僅處在雛形狀態的時候，自由的大腦就會在與社會與自然與心靈的衝撞洗禮之中，盛開起繁複的思想之花，而“中庸”，當然就是其中具有久長生命力的奇葩。說其幸運也即偶然，是因為好在那時還沒有“聖人”、“巨人”罩著，不用在他們胳肢窩裏被摶揉受氣，也不用什麽站在巨人的肩上省力氣，隻需在開闊的處女地上翻地播種就是；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大一統的完善與精製、漫長、殘暴的專製製度還未能確立，距離那個焚書坑儒的秦王朝也還有著相當的時間。
“中庸”一詞，在《論語》中僅有一次出現，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首次出現。“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翻譯成現代漢語，便是“中庸這種道德，該是最高的了，大家已經是長久地缺乏它了”。這種把中庸當作一種思想、精神、處世的至境，在《中庸》裏孔子有過多次論說：
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君子依於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從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但是以其他的形式論說中庸問題的，就是在《論語》中也有多處。比如，在《先進》篇中，子貢問孔子：“師與商，哪一個更好一些？”孔子說：“師的言行過於急進，商則稍嫌不足。”子貢似乎覺得急進一些可能更好一些，就問老師：“那麽，師是不是要好於商一些？”孔子怕給學生留下不正確的觀點，趕緊說：“過度與不足同樣不好。”師，即顓孫師，子張；商，即卜商，子夏。這是一段有關孔子中庸思想的經典論述，不妨將原文也抄錄如下：
子貢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過猶不及”，已經成為一個著名的哲學論斷。就近舉譬，以風行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左”傾、右傾最易體察。雖然我們似乎很明白“左”傾、右傾都不好，一如滿則覆空則斜的欹器。但是回首看去，總是讓“過”的“左”在“獨領風騷”地禍害國家與人民，也總是“左”一些的人吃得開，也安全。也難怪聰明如子貢者也以為“師也過”要比“商也不及”要好一些。
但是孔子不為所動，堅決地告訴自己的弟子：過猶不及，過度與不足同樣不好。我們所說的“左”、“右”還僅就政治生活而言，孔子在這裏當然是在說一個普遍真理。社會上的一切人與事，大自然中萬物，無不存在著過、不及和過與不及之間的那個“中”，它們相互依存，相互轉化，對立而又統一。中既是對於過與不及的否定，中裏又包含著過與不及；過是曾經經曆過不及與中，不及則又是另一種形態的過，而且正在靠近著中。過猶不及所喻示的“持中”，要靠審時度勢之後的大智慧與罕見的膽識。
還是在《先進》篇，同樣的道理，對於不同的人，孔子又會“因人而異”、因材施教，於尋常處已讓學生終生受益。那是子路在向老師請教：“聽到可以做的事，馬上就去做嗎？”孔子說：“父親與哥哥還在，怎麽可以聽到可以做的事就去做呢？”冉有也以同樣的問題請教老師，孔子卻說：“那就趕快去做吧。”公西華在旁邊聽了，覺得納悶，怎麽同一個問題老師卻給出兩個截然相反的答案？他禁不住問老師這是為什麽。孔子說：“冉有呀做事老是退縮，所以我鼓勵他向前；子路做事好勇往直前，恨不得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所以我讓他保守些。”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從這裏，我們就會覺察出中庸思想的真諦，它與死的教條為敵，卻與真理與正確為友。它從不消極地等待，而是見機而動，做出正確的選擇，把握自己的命運，立德，立功，立言。
孔子曾經說過：“我什麽都懂嗎？不是這樣的。假如一個鄉下人來問我，態度誠懇而虛心，我隻是就他的問題正反兩端詳細推敲，然後找到答案罷了。”（“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子罕》）在這裏，孔子明確地認為，那些正確的道路或答案也就是文中的“知”（中，中庸），必須在對於全麵的情況有了掌握並進行科學詳盡地分析推理之後“叩其兩端而竭焉”，才能真正地獲得（執中）。
魯國大夫季文子，平時對於禍福利害計較太明太細，世故太深，遇事總好三思而後行。孔子知道季文的行為之後，評價說：“再，斯可矣。”（《論語公冶長》）也就是說，思考兩次就可以，三就太多了。三思，在這裏，在季文子身上，就是一種過，過猶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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