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在說到孔子仕魯的時候，有這樣一句準確的概括：在魯君臣既有起用孔子之意，孔子亦翩然而出。雖然開始隻是一個中都宰，一個不大的縣長，但是孔子的喜悅心情是真實的，“翩然而出”，正是五十一歲的孔子出仕時心情的寫照。但是一個中都宰就讓五十一歲的孔子如此“翩然”，也從另一個側麵透出了孔子悒鬱不得誌的悲涼。從三十而立到五十而知天命，二十年的時間裏，孔子沒有遇到一次真正能夠出仕的機會。他的設教授徒，既是一種積極的進取，也有一種麵對亂世的無奈。
終於可以有一個地方，可以去具體實施自己的理想了，他怎能不“翩然而出”呢？
在中都宰的位上，到底做了什麽事情，很少有曆史記載，司馬遷也隻是說：“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才不過一年的工夫，中都縣周圍的地方都在效法中都的做法。《孔子家語》倒是說了幾條孔子定的規矩，如“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雖然其中不乏進步之處，如按照年齡大小來分配食物，按照體力強弱分配勞動任務等，但是若果僅隻限於此，恐怕還不到“四方皆則之”的地步。孔子與他的弟子們，在中都肯定還會做了更多的事情，這從魯定公的一次接見裏就可以體會出來。魯定公問他：“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就是用治理中都的辦法治理魯國可以嗎？孔子回答得相當有信心：“雖天下可以乎！何但魯國而已哉？”用我的方法治理天下都可以，何況隻是一個魯國呢？
於是，一年之後，他便被另任為司空，再任為大司寇。
魯國國卿為上大夫，季氏為司徒，叔孫氏為司馬，孟孫氏為司空。既然孟孫氏為司空，孔子的司空隻能是小司空，即孟孫氏的助手，屬於下大夫之職。好在在此職位時間很短，便被任命為司寇。司馬遷之所以在“司寇”之前加一個“大”字，是區別前麵所擔任的小司空之職。這個大司寇，則已經是與三卿並列的上大夫了。能以一貧賤出身而躋身於上大夫之列，在統治者是相當鄭重其事的，我們不妨讀一下孔子的任命書：“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韓詩外傳》）
孔子真正以自己的理想與政治抱負來實施的，是在大司寇的職位上。
他任司寇時，倒是強調教化作用，反對濫施刑罰。比如，有一次在處理父子訴訟案時，麵對父親告兒子不孝、兒子告父親打人的控告，問清情況的孔子並沒有立即判誰的罪，而是把他們監管起來讓他們各自反省。等到都想通了並且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不對之處，孔子竟然把他們全部釋放，結果是自此父慈子孝，連個口角也不再發生。但是當政者季桓子對此提出批評，認為孔子是背離以孝治民的道路。但是孔子仍然堅持自己的做法，認為“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頌，殺不辜也。”其中心意思就是強調為政者要做表率，反對不教而誅，主張不殺無辜、不濫施刑罰。還是在孔子的司寇任上，有一次從衙署下班回家，路上聽到了自家馬廄失火的消息。他首先關心和問及的，是人有沒有受傷，而沒有問及馬匹及財產的損失情況。雖然隻是一件不大被人注意的小事，卻也反映著孔子內心深處對於人的重視，而且越是這種應急的時候，越是能夠看出人的根底的善惡。
我們從《論語顏淵》中，還可以聽到孔子與弟子子貢討論為政道理的記載。孔子說，如果有充足的糧食，又有充足的軍隊和武器，政府就可以得到百姓的信任。子貢問得很特別，他說：“如果迫不得已必須要從糧食、軍隊與武器、百姓的信任三項中去掉一項，那麽去掉哪項合適呢？”孔子說去掉軍隊與武器。子貢說如果還是迫不得已，必須從這剩下的兩項中再去掉一項，那該怎樣取舍？這時孔子回答得很堅決，也很經典，以至於成為了各色政府共同標榜的原則“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那就去掉糧食。沒有糧食不過餓死，自古以來誰都免不了死亡。但是如果人民對政府失去了信心，國家是立不起來的，也就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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