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心的情感傾向來說，真希望孔子當年沒有殺少正卯。要是沒有殺少正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孔子，是多麽的完美。
雖然這樣主張，但是還是常常會閑坐遐思，遙想孔子當年，一遍遍地問：殺了嗎？會殺嗎？為什麽？但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答案，還是最終將這遐思擊得粉碎：孔子確實殺了少正卯。
孔子真正在魯國出仕為官，隻有四年的時間，是在他五十一歲至五十五歲間，即公元前501年（魯定公九年）-公元前497年（魯定公十三年）。按地區麵積，魯國在諸侯國中算不上大國，但是按照政治影響與國力衡量，魯國則可相當於一個中型國家了。這四年間，孔子前後共擔任過三種職務，一是中都宰，也就是中都縣長，地點在現在的山東省汶上縣；二是魯國的小司空，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建設部部長助理；三是擔任魯國大司寇，當與現在的公安與司法部長相仿。
為了出仕，孔子做了長期的準備，包括知識儲備、技能訓練、思想的成熟與精神的磨礪，以及社會聲望、社會影響的日益擴大等。
毋庸諱言，孔子有著強烈的出仕情結，說白了，就是孔子特別想當官。至於他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帶了個好頭還是帶了個壞頭，我們不必糾纏於此，隻應將一個真實的孔子重現曆史的舞台上。
青年時代連管理倉庫、牧管牛羊的委吏、乘田一類不能入於“仕”之行列的小官，他都積極地承擔並盡心盡力地做好，這既有他敢於麵對艱難困苦、性格堅毅的一麵，也有他想方設法擺脫窮苦處境和改變卑賤身份的現實想法。他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甚至也不是一切都超拔超脫的聖，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僅僅比常人多了一點治世理想、治世理念，多了一些知識與膽識的普通知識分子罷了。“性相近，習相遠”，人的孔子隻是在不斷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積累之中，完成了多次人生飛躍從而靠後天努力，走到了一種堪為後世楷模的崇高境界。
關於公元前517年孔子的適齊，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還有這樣的記載：“為高陽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高陽子是一個名聲不好的齊國貴族，但是為了能夠得到齊景公的重用以達“出仕”治世的目標，孔子可以做一個名聲不好的貴族的家臣。後世儒者多認為這不可能，至聖先師怎麽會做這種事情呢，並把這種記載視為對於孔子的誣蔑。
千百年來我們對孔子的認識往往走入兩個死胡同，一個是對孔子完全的崇仰讚頌，不許任何人表示哪怕一點不滿與懷疑；另一個則是對於孔子完全的貶損，認為他是保守倒退的鼻祖，一無是處。兩個死胡同，尤以第一個死胡同的人最多，是社會關於孔子認識的主流。幸好還有忠實的孔門弟子整理出記錄老師言與行的《論語》，讓我們得以從零碎的記錄中窺見孔子的原貌。其實拋開了這兩條死胡同的拘縛，靜下心來想想，就會看到一個真實的孔子，一個性情的孔子，一個講究實際的孔子，一個靈活幽默的孔子。有時曆史並沒有那麽複雜，隻是被後世之人想複雜搞複雜了。司馬遷畢竟了不得，他對孔子那樣的“高山仰止”，卻沒有因此蒙住了雙眼，依然如實地記載孔子為高陽子家臣之事，並不像後世的儒者們隻知閉上眼睛去崇拜。還有那個對孔子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台灣學者錢穆，也有著清醒的頭腦。我同意他這樣的觀點：“孔子弟子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則孔子不恥為家臣也。且委吏乘田，獨非家臣乎？”（《先秦諸子係年考辨》）是的，委吏、乘田，不是更小的家臣嗎？
我們當然記得前麵提到的那個陽虎，那次他是見到了孔子的。他多次求見都被婉拒，這次他用了個計策，想不到孔子也還了個其人之道。但是冤家總是路窄，想不到在孔子趁他不在家去致謝後回家的路上，偏偏正好碰上了從外麵回來的陽虎。看到孔子愛答不理的樣子，陽虎也就顧不上客套了，直奔主題、急切地勸說孔子趕快出仕。《論語陽貨》裏有一段相當精彩的場景與對話的描寫：“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真是如見其人如聞其聲。陽貨喜不自禁地說：“來吧老兄，別躲我了，我有話對你說呢。”孔子不答，隻是禮節性地走過去。見孔子不答，陽貨又接著說：“自己有德有才，而聽任國事一塌糊塗，這樣的人能算是仁人嗎？”其實陽貨話中還藏著話，意思是你孔子不是整天地講仁愛嗎？國家都這樣了你怎麽還裝作沒事人似的視而不見？孔子還是不答，其實沉默裏也有潛台詞：國家的這種局麵還不是你這樣的家臣與你家的主子季氏鬧騰的，還有臉與我談仁愛！見孔子還是悶葫蘆，陽貨索性一口氣把心裏的意思講完了：“這樣的人怕不能算仁人吧！自己很想出仕做事，而又屢失時機，這樣的人能算聰明人嗎？怕不能算是聰明人吧！時光一天天過去，歲月是不會等待你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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