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語為政》篇中，有一段孔子總結自己一生的名言：“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樹有根，水有源。孔子之所以能夠成為對中國乃至世界都發生深刻影響的偉大人物，當然與他的少年時代有著絕大的關係，它猶如一座龐大山係的基礎。而這一基礎的形成，又與一位平凡而又非凡的母親緊密相關。當我們世代傳頌孟母的賢與慧的時候，是不應當忽略孔子的母親顏征在的。
顏征在無疑是一位敢於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又勇於犧牲、有決斷的女性。在她不足二十歲的少女時代，就毅然嫁給六十多歲的勇士，並敢於“野合”而生孔子，這是一般的女性連想都不敢想的。不要說將一生托付給一個花甲之年的人需要非常的勇氣，單是頂住輿論的壓力就顯現出一種無畏與堅強。雖然已經過去了兩千五百多年，我仍然能夠窺見其個性中的不羈與潑辣、真誠與陽剛。
這無疑是一個可以擔當大事的女性。而當危難突然降臨的時候，這位女性又有著臨難不懼的丈夫氣概。
孔子三歲上，本來身體強健的叔梁紇突然去世。幼年的孔子與正值青春年華的顏征在頓失依靠。他們不僅在複雜的家庭關係中一下處於孤立與弱勢的地位，甚至連孔子的生存也處於一種不安定的狀態之下。
此時，剛剛二十出頭的顏征在做出了一個影響孔子一生的重大行動：離開昌平鄉郰邑的叔梁紇家，帶著三歲的兒子孔丘，遷居到魯國國都曲阜城內的闕裏。
這是一個富有遠見的決定。這位年輕的母親，要為自己唯一的兒子謀劃未來的前程--學好本領，繼承父業，改變貧賤地位，進入貴族階層，幹一番大事以光宗耀祖。要想實現這一計劃，第一步就要學到進入貴族階層的本領，要懂得周朝的禮樂典章，並學會當時可以進身謀生的禮、樂、射、禦、書、數，也就是被人們稱之為“六藝”的“儒業”。
而魯國國都曲阜，恰恰是她實現這一計劃最好的地方。古代魯國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的封地，他的長子伯禽前來掌管封地的時候，就帶來了眾多的典章文物，以至到了春秋末年，經過戰亂之時典章文物的流散之後，人們普遍認為周朝的典章文物盡在魯國。《左傳昭公二年》中，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這一年，晉侯派韓宣子到魯國聘問考察，這個韓宣子在聘問考察之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他的這一結論說明，在周室名存實亡、其典章文物在犬戎入侵、平王東遷洛邑而遭到慘重破壞的時候，魯國卻相對完好地保存了這些典章製度和曆史文獻。而韓宣子訪問魯國的這一年，孔子隻有十二歲。魯國國都曲阜，當然也是貴族聚集之地，更是“六藝”的興盛之地。讓孩子從小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既能在耳濡目染間受到熏陶，更能提供有利的學習條件。當然，孤兒寡母，首先還是謀生。他們居住的闕裏，是曲阜最繁華的地方，謀生的門路自然會多；而曲阜幾家顏氏大姓的存在，更為她提供了親戚的幫助；加之叔梁紇遠播的名聲等，也為他們母子的立足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我們已經無從知道當年這對母子的具體生活細節。不過我們不妨從孔子自己的話中去體察當時的情景，他曾說過這樣的話：“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因為我是孤兒出身，從小沒有地位，在艱難困苦中走過來，所以就學會了不少被認為是鄙賤的技藝--艱辛，窮苦，是肯定的。為了糊口，也為了成長，兒子都要做許多鄙賤的事，作為含辛茹苦的母親，更會苦上加苦，做更多也更加鄙賤的事。在鄭環《孔子世家考》裏，有這樣的記載：“聖母（指顏征在）豫市禮器，以供嬉戲。”是說顏征在花錢買禮器給兒子作嬉戲的玩具。這錢到底是為人做保姆得來，還是為人做針線活或漿洗勞作得來，都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這樣一個千辛萬難的母親的忘我之愛，是她的讓兒子從小就得到良好教育的良苦用心。而《史記孔子世家》中所記載的場景，更加印證了少年孔子的學習成長過程：“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這個俎豆，就是當時祭祀時存放供品的方形和圓形的祭器。祭祀是禮中之大，而禮又是進身貴族階層的最為重要的內容。小小年紀的孔子，連玩耍都要練習怎樣擺放祭器和實習磕頭行禮，其學習的態度於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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