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應邀參加了墨西哥艾庫馬爾會議的一部分。在那裏我見到了芭芭拉·弗雷德裏克森、肯·謝爾登、勞拉·金、喬納森·海特，當然還有馬丁·塞利格曼和米哈伊·契克森特米哈伊。剛開始，會上的兩個人肯·謝爾登和大衛·施卡德就和我討論起人們能否變得更幸福的問題。直到那時，科學家們對人們能否改變他們的幸福設定點還抱著幾分悲觀的想法，因此我們提出了可持續幸福理論。這大約是我積極幹預研究的開端。我們的理論表明，人們確實可以變得更幸福。在隨後十年的職業生涯中，我和肯·謝爾登還有其他人一起進行了許多幸福幹預的研究。但是我的研究興趣不僅僅是應用，即找到讓人們幸福的方法，我對“人們怎麽變得更幸福”更感興趣，我對成功達到幸福目標的調節機製和中介機製更感興趣。於是，我的研究興趣再次由應用轉到了基礎研究。如果人們生活得更幸福了，那麽為什麽他們會更幸福以及怎樣變得更幸福？這是我現在努力去研究的問題，研究這些基礎心理機製會使人們更成功地實現幸福。

    一些人向你詢問怎樣才能變得更幸福一些，你給他們的第一個建議會是什麽？

    人們常常到我這裏問這個問題。我在2008年出本過一本書《幸福多了40%》。在這本書裏，我的主要目標是總結並簡要地介紹當時我所知道的所有增進幸福的方法。所以，對他們的提問，我的回答是書中提到的12種有利於幸福的方法或活動，這些方法或活動已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當然，我會告訴他們書中有詳細的介紹，比如如何更懂得感恩、如何促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去追求有意義的目標等，然後我會談到支持這些策略的實證研究。這就是我所做的，我會告訴他們在我書中描述的這12種策略。

    有沒有您認為是最新的、激動人心的且其他人還不了解的積極幹預措施？

    我們正在做的研究，確實有一些讓人喜出望外的東西。比如，我們和倫敦的羅伯特·普洛敏（Robert Plomin，英國心理的行為遺傳學教授）以及他的博士後克萊爾·海華絲一起做的項目就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研究。你知道，普洛敏是一個行為遺傳學家，他現在正研究的樣本有1000對1990年左右在英國出生的的雙胞胎。他們一出生，羅伯特就開始對其進行追蹤研究。我們的研究樣本就是這2000個雙胞胎。我們已經完成了第一個幸福幹預研究，我們的樣本中有同卵雙生子和異卵雙生子，有男孩也有女孩，所以我們能夠回答很多問題。在這個研究中，我們感興趣的問題是，人們對幸福幹預反應的個體差異是什麽？這些差異多大程度上是遺傳的？因為一些人嚐試我書中的幸福策略時，發現這些策略很有效；但是另一些人使用同樣的策略卻沒有像前者那樣幸福，甚至沒有什麽改變。那麽，這些個體差異中哪些部分是由基因決定的？我們想在雙胞胎樣本中對此進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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