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李贄“真心”說，內蘊著“無相”的實義，那麽，他對童心說的“最初一念之本心”的釋義，則體現著“無住”和“無念”的禪思。李贄的“童心說”有破有立，“破”是破除一切後天的聞見道理，以複返於“心之初”，“立”是指“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製體格文字而非文者”。宋代張載論“知”，有聞見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區別，要求人的學問從聞見道理中解縛出來，回歸於德性之知。但是理學家的立論根底在於德性，而李贄的立論則在於童心。這種童心，並不蘊含道德意味，而是“最初一念之本心”。李贄《複丘若泰》一文論“病”，他以為：
（至人）此時正在病，隻一心護病，豈容更有別念乎，豈容一毫默識工夫參於其間乎！是乃真第一念也，是乃真無二念也；是乃真空也，是乃真纖念不起，方寸皆空之實境也。
身在病中，隻是“一心護病”，此即“第一念”，此即是“豈容一毫默識工夫參於其間”的“真空”。顯然，真空即是“第一念”，即是“纖念不起”的生命境地。其實，所謂“最初一念之本心”，是禪宗思想在李贄文思中的映現。作為慧能《壇經》的要義，無相、無住、無念，三者名異而實同，無相指不執著於任何心相、物相，無住與無念更是表裏相應，後者並非指一念不生，而是指不在任何一個念頭上停滯下來，前者指念念不斷，“無所住而生其心”。在無相、無住、無念裏呈現出來的心靈境界，就是人的本來麵目，就是“最初一念之本心”。李贄所謂“最初一念”，當然不是指人生墜地的第一個念頭，而是沒有經過思慮計較的絕假純真的心靈意念，它也絕非“纖念不起”，而是指“豈容一毫默識工夫參於其間”，不在第一念上停留執著，直麵本真的自我。這是童心的映現，也是真空的生命境界。
秉此“最初一念之本心”，則無所畏懼，坦蕩如砥，處處展現以真人的生命活力與勇氣；以這種“最初一念之本心”，寫“絕假純真”的文字，則“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一樣可以成為千古不可磨滅的優秀作品。李贄說：“夫陶公清風千古，餘又何人，敢稱庶幾，然其一念真實，受不得世間管束，則偶與同耳，敢附驥耶！”他推崇陶淵明以“一念真實”寫成的純樸無華的文字，並自信自己的文字也是“純假純真”，可以與陶潛相媲美。
李贄的思想經陽明學而由儒入釋，他的童心說與明代心學文學思想有著共鳴。在李贄以前，唐宋派作家唐順之提出“本色論”文學思想，認為“秀才作文，不論工拙，隻要真精神透露”，文學應當表現作者的“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體現出陽明心學在文學思想方麵的滲透，可以視為童心說的理論先聲。但如果說唐順之文論的質地仍然是儒學的，那麽李贄的文學思想則映帶著禪思的靈性。陽明學以孟子和陸九淵的學說為基礎，旁通佛禪思想的思維特征。此後，儒、釋辨異始終是陽明後學的理論焦點。儒釋之辨的根本分歧在於，儒者以良知為是非之心，為決定行為是否合乎中道的判斷力，因而陽明學仍然以道德理性為思想的中心；佛禪思想以本心呈現為終極體驗，本心即是佛性，本心以下的是非判斷一律被視為著於色相的分別心，在禪學之中是不能言說的，因而禪學是一種以生命呈現為中心的神秘宗教體驗。作為陽明學者，唐順之的本色論以“洗滌心源”為前提，是士大夫的道德與生命境界的映現；作為佛教徒，李贄的童心說則以“真空”為視界，擺脫了士大夫文化理想對文學創作的束縛，使生命情懷的本色抒寫得到空前的敞開。
李贄生活的年代是後七子派複古思潮甚囂塵上的時期。他在《童心說》裏指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大賢言聖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顯然是對七子派複古思潮的嚴厲批判，他反對“以時勢先後論”的複古史觀，指出“童心者自文”，以“絕假純真”為標準，把傳奇、雜劇、院本和小說的代表作納入經典著作的序列，拓展了俗文學與性靈文學的發展道路，使童心說成為晚明文學思潮的一麵旗幟。
二、袁宏道“性靈”說的宗教隱喻
從李贄的童心說到袁宏道的性靈說是晚明文學思潮的主脈。萬曆十八年（1590），李贄遊公安柞林，袁宏道與宗道、中道三人共訪之。袁中道《柞水記譚》說：“柞林叟，不知何許人，遍遊天下，至於郢中，常提一籃，醉遊市上，語多顛狂。庚寅春，止於村落野廟。伯修野予告寓在家，入村共訪之。扣之，大奇人。再訪之，遂不知所往。”當然，李贄就是柞林叟的真實身份。李贄與袁宏道的座師焦竑為莫逆之交，因而袁氏兄弟對這個“奇人”早已耳熟能詳，此次會麵更使袁宏道印象深刻：“似此瑤華色，何殊空穀音，”這個“語多顛狂”的醉漢，有著如瓊瑤玉宴般的奇思妙想，給予他如空穀足音般的啟示。此後，袁氏兄弟又於萬曆二十年和二十一年兩次赴龍湖拜訪李贄，受到李贄的影響甚深。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狀》以為，宏道“既見龍湖，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於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浩浩焉如鴻毛之遇風，巨魚之縱大壑，能為心師，不師於心，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如象截流，雷開蟄戶，浸浸乎其未有涯也。”李贄亦推許宏道兄弟，以為“伯也穩實，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而於袁宏道期望更高，謂其“識力膽力，皆迥絕於世，真英靈漢子，可以擔荷也一事耳”。
不論從禪思或文心哪方麵看，“公安三袁”都是李贄文化精神的嫡傳。袁宏道說：“仆自知詩文一字不通，唯禪宗一事，不敢多讓。當今勍敵，唯李宏甫先生一人。其他精煉衲子，久參禪伯，敗於中郎之中者，往往而是。”那些俗世的禪伯衲子一概不在袁宏道的法眼之中。他高視古人，以為唯李贄與自己才能真正了悟禪宗思想的精髓。袁宏道的佛教信仰經曆了由禪宗趨向淨士信仰的發展過程。但他的性靈說仍然是以禪思想為背景的。一般認為，袁宏道在萬曆十八年以後，受到李贄的啟示，沉醉於禪思，特別重視大慧宗杲的看話禪思想；萬曆二十七年以後，鑒於“狂禪之濫”，攝禪歸禪，提倡禪淨合一。袁中道《解脫集序》談袁宏道的思想發展曆程說：
公車之後，乃學神仙，……尋亦罷去。及我大兄休沐南歸，始啟以無生之學。自是以後，研精妙道，目無邪視，耳無亂聽，夢醒相禪，不離參求。每於稠人之中，如顛如狂，如愚如癡。五六年間，大有所契得，廣長舌縱橫無礙，偶然執筆，如水東注。既解官吳會，於塵境乍離，心情甚適，山川之奇已相發揮，朋友之緣亦既湊合，遊覽多暇，一以文字做佛事，山情水性，花容石貌，微言玄旨，嘻語謔詞，口能如心，筆又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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