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琦和陶詩與和寒山詩也很有名。他有摹擬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說自己“歸去”之後，當“招彭澤以入社，擬寒山而吟詩”，“因翰墨以寫懷，樂簞瓢以忘憂”，表現出他對陶淵明、寒山子的崇仰之情和濃濃的詩人氣質。他的和陶詩有多種，如《和陶淵明新蟬詩》說：“新蟬何處來，鳴我高槐陰。流水欲入屋，好風自開襟。床頭一束書，壁上三尺琴。琴以散哀樂，書以通古今。所幸車馬稀，非邀裏人飲。虛名如北鬥，有酒不能斟。縱洗爰居耳，寧知鍾鼓音。陶潛初解組，蘇軾未投簪。莫改麋鹿性，常懷煙嶂深。”好風流水，新蟬和鳴，禪師琴書相隨，掩跡煙嶂，一派悠然情懷。他的《和寒山詩》寫道：“住世都忘世，春深始覓年。山花紅似火，野草碧如煙。月落澄潭裏，雲生疊嶂前。時時敲石磬，驚動老龍眠。可愛白雲居，長年與世疏。花殘無戲蝶，水靜足遊魚。野樹行堪倚，園葵懶不鋤。茅簷風雨過，飄濕案頭書。”野草山花，野樹園葵，雲月無言，鍾磬有聲。禪師於澄潭疊嶂之間、風雨茅簷之下，築室而居，溫書自樂，欣然自忘，確然有寒山詩的清逸靈秀之美。
楚石梵琦在元末明初為禪門碩德，“《會錄》流布叢林，電坼霜開，金聲玉振”，被譽為明宗師第一。他的詩歌創作影響甚廣。同時詩僧愚庵智及稱他：“秋風唱徹無生曲，白牯狸奴亦斷魂。”沈季友《槜李詩係》則說：“自楚石倡詩教於永祚，正、嘉、隆、萬間，詩僧輩起，吟派之盛於茲為最矣。”可見梵琦在明代禪林和宗教文學中的地位與影響。
二、笑隱大的詩歌創作
元末僧人以詩擅名而形成傳統的是笑隱大一派。蒲室大，俗姓陳氏，字笑隱，賜號廣智全悟禪師，徑山宗杲門下的第五代傳人。自天曆二年（1329）起，主持金陵大龍翔集慶寺，至正四年（1344）示寂。歐陽詹序《蒲庵集》以為：
由唐至宋大覺璉公、明教嵩公、覺範洪公，宏詞妙論，人盡歎服。元初若天隱至公、晦機熙公，倡斯文於東南，一洗鹹淳之陋。晦機之徒笑隱公，尤為雄傑。後見心複公以敏悟之資發為詞章，即卓然並驅於嵩、璉諸師無愧也。
這裏縱論宋元代僧詩源流，至為明白。“鹹淳”是宋度宗年號，起於1264年，至1274年止。歐陽詹認為，僧詩創作至宋末而日漸式微，天隱、晦機輩興起於元代，方能激濁揚清，力挽頹勢。天隱至公，法號圓至，是虎丘一係的禪僧，與笑隱大、覺隱本誠詩聲相埒，時稱“詩禪三隱”。明都穆《南濠詩話》認為其詩“造語清婉，當不減於慧勤、參寥輩也”。方回為其《牧潛集》作序以為“其為文贍以奧，其詩雖所存不多而風骨自見”，並采擷其雋語佳句，以為“《弘秀集》中不多得也”。晦機熙公，法號圓熙，笑隱大之師，化於元延祐六年（1319）。晦機圓熙與天隱圓至、元叟行端等唱和，與著名詩人虞集交往甚密。虞集遊滕王閣，尤賞蘇軾與晦機的登臨之作，以為後者“含無限之意，寓無窮之感”，至為擱筆，不敢續貂。
虞集與晦機、笑隱師弟唱和往來，對笑隱一派的宗風深知根底。他論笑隱大說：“其說法之餘，肆筆為文，莫之能禦。以予所知，自其先師北澗簡公、物初觀公、晦機熙公相繼坐大道場，開示其法，然皆有別集，汪洋紆徐，辨博瑰異，則欣公之所為有自來矣。”笑隱一派是宋代圓悟克勤與徑山宗杲一係的嫡傳。北宋時，雲門宗的雪竇重顯以詩體形式，拈唱公案，寫成《頌古百則》，言說自己的體道經驗，“宗風由此一變矣”。圓悟克勤對此大為欣賞，以為“更會文章，透得公案，盤礴得熟，方可下筆”。他以雪竇頌古為底本，加以評唱，編成《碧岩錄》。這部著述以“禪機”融化於“詩境”，是文字禪的代表作。克勤的弟子徑山宗杲雖然對文字禪的發展深表憂心，但其“看話禪”仍然借助文字般若來參悟實相，與其師的趨向有一致之處。《碧岩錄》影響深遠，時稱“宗門第一書”。至宋元之際，摹寫之作仍然層出不窮。因此，作為克勤、宗杲一係的嫡傳弟子，從北澗居簡到晦機、笑隱輩，衣缽相傳，以詩闡心，他們在“說法之餘”，耽於吟詠，其實是其來有自的。
笑隱大以詩歌創作而擅名於世，虞集以為“師於文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時人丁仲容形容笑隱是“詩留杜甫頻茶椀，社許陶潛更酒鍾。涼夜熟眠貪夢蝶，清朝枯思困吟蛩”，形象地寫出一個詩僧的生活情境。大抵僧詩寫作喜好追摹陶淵明和王、孟，或以寒山為宗，崇尚清淡自然。笑隱的詩作卻筆力雄健，起伏跌宕，情感飽滿，酣暢淋漓，猶擅長篇歌行，確與一般的僧詩有所不同。虞集譽之為“吸江海於硯席，肆風雲於筆端”，又“如洞庭之野，眾樂並作，鏗宏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沉冥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感厲奮激，老於文學者不能過也。”如，笑隱在《送張清夫》裏寫道：
……去年湖陰三日雨，饑吟待旦聽五鼓，風水愁催。畫鷁飛，鬆杉喜作龍虯舞。別後寄書能幾回，搴裳有約今雨來，高歌擊節孰不樂，空山井塌生秋苔。王門曳裾三十載，隻今鬢影霜皚皚，風流何止一丘壑，置之燁燁黃金台。
寫送別之情，而風雲鼓動，蕩氣回腸，練子寧以為此詩“筆力詞氣，甚有蘇文忠公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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