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編定的《列子·湯問篇》卷五，載有一篇偃師以木人幹周穆王的故事，其內容直與西晉竺法護所譯之《生經》卷三《佛說國王五人經》第二十四頗為相同。另外《雜譬喻經》第八中的“木師與畫師”故事也與此相類。不知《列子》此篇是否佛經故事的影響。
德人孔好古（August Conrady）曾謂《戰國策》所載若幹寓言，完全源於印度，僅動物名稱加以更易；《中西交通史》中引馬伯樂於前東京帝大演講，提及《呂氏春秋》卷十五的“刻舟求劍”、《韓非子》卷七說林上第二十二的“不死藥”、《戰國策》卷十七楚四的“美人掩鼻惡王臭”、《左傳》卷四十四“石言於晉”等諸篇，在印度均有極類似者。
佛經中的寓言、故事不獨為六朝小說提供了素材，六朝後的散文、小說也多從中吸取養分，如《佛說群牛譬經》中關於驢的故事到了唐代深化成柳宗元的《黔之驢》，《六度集經》裏盲人摸象的故事到了宋代生發出蘇東坡《日喻》名篇，而《賢愚經》中勞度差鬥聖的故事則為《西遊記》中的變化所本。
二、對小說內涵的影響
佛教對小說內涵的影響即以佛教哲學思想體係影響小說創作的思想，從而更深刻地改變著中國民眾的時間觀、空間觀、道德觀。
中國傳統的神怪傳說中並不缺乏瑰麗的想象力和大開大闔的創作手法，但自漢以降，罷黜百家而獨尊的儒術強烈要求“不語怪力亂神”，於是作品中的想象力被束縛在相對狹窄的範圍內，自然缺乏了佛教故事中那種想象與創造。而六朝小說的創作高峰，正是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剛剛步入正軌，並逐步走向民間的過程，於是小說作家們不可避免地在創作過程中引用了佛教的時空觀念，極大地豐富了故事的觀賞性和思想性。
其中第一種是引入了佛教神奇的空間觀。這一類中最有趣的是魯迅先生記載的一段由“外國道人”演化為“陽羨書生”的故事：
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有《齊諧記》七卷，亦見《隋誌》，今佚。梁吳均作《續齊諧記》一卷，今尚存，然亦非原本……
陽羨許彥於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雲腳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卻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盤奩子，奩子中具諸肴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豔，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敘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屏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雖有情，心亦不盡，向複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泄。”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其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為蘭台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雲是永平三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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