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理會是聯合國機構的核心。五大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成為“大國強權的俱樂部”，人人都想進安理會。按照目前程序，會員國要40年才能有機會進入安理會。因此，安理會的改革勢在必行。特別是財大氣粗的日本與德國蠢蠢欲動。
各國對於安理會改革的必要性的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當前聯合國組織的原則和運營機製基本上仍是沿襲了二戰後初期的框架。
從近幾年聯合國的實際運作來看。在審議和處理重大問題時，五大常任理事國一直保持著先行磋商，然後由安理會討論，並形成決議。實踐證明，常任理事國的相對一致，使安理會的權威性增加，地位上升，但是這種運作機製也有許多弊端。
古巴曾尖銳地批評：“由於安理會的正式會議被秘密舉行的和討論議題時不留任何紀錄或摘要的所謂“全體非正式磋商會議”所取代，正式會議的次數和質量都已減少下降。會員國了解安理會討論情況的機會也因此減少了。安理會已成為一些強國的封閉性‘俱樂部’。發動戰爭、締結和平、實施製裁、部署軍隊等‘權利’已落入那些利用聯合國，尤其是安理會，為它們自己並非總是合法的政治目的服務的國家手中。”所以世界不可能隻有一類國家和一種觀點，聯合國不可能都按照大國的意誌行事。聯合國和國際關係都要民主化。
今天聯合國成員已從1945年的51個國家增加到185個倘若按目前的概率，會員國幾乎要40年才有一次可能擔任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為了使安理會更具有代表性，許多國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認為，應該擴大安理會的席位，以解決比例嚴重失調問題。
日本、德國野心勃勃
作為二戰戰敗國的日本和德國經濟迅速崛起，要求改變其政治地位。日本在聯合國的資金分攤僅次於美國居第二位，比英、法、中三國相加的總和還要多。日本國內要求改變“經濟巨人”加“政治侏儒”形象的呼聲甚高。近年來，日本開展的“聯合國外交”成果頗豐。
自加入聯合國以來，日本已10次參加競選並7次當選安全理事會的非常任理事國。目前日本有3人分別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和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而按照聯合國的慣例，擔任這樣的高級職務每個國家不得超過2人。
德國實現統一後，經過幾年的過渡期，它在西歐各國經濟中獨執牛耳的局麵已經出現。曆史有時會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日本和德國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負有侵略責任並在戰後受到了嚴厲製裁。滄海桑田，時過境遷。50多年後的今天，兩國又在取消聯合國憲章中“敵國條款”、爭取成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共同目標上，再次走到一起。究其深層原因，這無非是兩國經濟實力大增和各大國以至全球各種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的結果。而發展中國家中的“大國”提出改組安理會的要求，也是出於追求經濟與政治權力之間的平衡。
大國否決權，一個焦點問題
改進聯合國、提高聯合國效率的要求並非自今日始，特別從47屆聯大起，改議組安理會的呼聲更是日益高漲，各國紛紛出謀劃策。
總結起來，大約有如下幾種：第一，取消或限製否決權，增加安理會席位，根據公平、均衡原則改組安理會。該方案由眾多發展中國家提出，意在取消或削減5大國的特權。它們共同的看法是，否決權是五個常任理事國的特權，不是一種民主的決策機製，是違背聯合國憲章中關於各國主權平等的原則的。
馬來西亞的代表說，“否決權的概念擴大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支配作用，使它們成為一個排外的集團，縮小了非常任理事國的作用。最近幾次有人曾試圖威脅使用否決權來阻撓安理會其他成員保留有價值的倡議。”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在聯大的發言中補充說：“我們談論民主，但是，最不民主的是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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