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如此之舉措，對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美國拒絕在經濟和外交上提供幫助，直接限製了辦事處獨立發揮作用的能力。在辦事處成立之後的五年中，盡管全球難民大規模流動，它卻可憐巴巴地縮在一邊，處於被冷落的境地。它所能做的，僅是對還沒有被國際難民組織（TRO）重新安置的無家可歸的人提供法律上的保護。但是有一天，難民專員辦事處一顯身手的機會終於到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爆發造成了冷戰時期第一次大規模難民危機。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走到了前台，並超越了美國的位置。但從殘酷的現實意義角度來分析，此時的美國認為辦事處對美國外交政策開始具備了可以利用的價值。匈牙利危機為辦事處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展示其作用的舞台。它是唯一能夠協調國際間難民救援工作並為緊急事變籌集物質幫助的機構。為擴大對匈牙利人的幫助，辦事處並未審查難民逃亡的私人原因，而是把所有滯留在奧地利和南斯拉夫的匈牙利人確認為“既成事實”的難民。隨著一係列救援活動的展開，辦事處的籌款和運作能力日益上升。高級專員奧古斯特·林德特（AugustLindt）因其卓有成效地領導遣返工作，獲得了美國和東歐社會主義集團的信任。從此，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一躍而成為國際難民機製的中流砥柱。

    非殖民化下的難民問題

    50年代末期，從東歐國家流出的難民風潮逐漸減弱。國際焦點慢慢轉向第三世界。這一階段，非殖民化運動席卷第三世界國家，難民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非洲的難民人數如同吃了激素一般飛快膨脹。他們一無所有，需要各種各樣的緊急援助。此時，國際難民機製的當務之急就是有效地對新一類型的難民作出反應。當年難民公約的簽字國被敦促重新調整有關難民的定義的地理和時間界定。高級專員的權力也相應得到擴大。此外，新問題還源源不斷地接踵而至。新難民流動大潮還包含深刻的政治因素。在許多情況中，西方大國的殖民利益被牽扯其中，同時它們又是國際難民機製中的一員，或者是新興獨立國家的內部紛爭和種族衝突直接造成了當時難民的艱難處境。於是，西方國家更多地站在幕後，將難民專員辦事處當作代言人，尤其是那些原來的殖民大國，它們對現有規範的某些規則進行調整，以適應新的環境，並且暫時回避潛在的政治利益衝突。西方國家忽然不約而同地願意在政治和財政上支援難民辦事處的擴展，因為它們希望國際上對難民問題的行動能成為解決第三世界國家不穩定狀況的一劑良方。在60和70年代，冷戰的陰雲已經從歐洲擴展到第三世界，東西方兩大陣營都竭力對非洲和亞洲施加影響，並試圖使自己的敵人在這些地區得不到什麽便宜。西方國家把發展中國家的難民問題看成是不穩定的根源，對此坐臥不安。生怕蘇聯乘機在這些地區加緊共產主義滲透活動。麵臨著不斷升級的冷戰，西方國家製訂了新的對策，他們把對難民的援助擺在對新獨立國家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在這一場東西方的爭奪中，對外援助成為西方又一個強有力的武器。在軍事援助、發展援助和難民援救資助這幾個概念之間，幾乎沒有一個嚴格的界限。更值得注意的是，因為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是一個主要以各國政府自願捐資為主的國際組織，而在當時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加入，所以它被牢牢地控製在西方國家的手中。辦事處理所當然的象一隻馴服的小綿羊，其救援計劃很少偏離捐資國的意願。而且在60、70年代，全世界難民絕大多數產生於第三世界，並滯留在那裏。作為旁觀者的西方國家很輕易地把難民規範的適用範圍加以擴展，因為他們不用對難民的大批湧入感到憂心忡忡。西方國家也就避免回答事實上這些難民是否隸屬高級專員管轄這一問題。由於缺一認識，“難民”沒有形成一個被大多數國家所讚同的標準。

    達到不同的政治目的，難民就被冠以不同的解釋。在60和70年代，這樣一種含糊不清的處理方法也許恰好服務於國際社會的利益需求。但是，這種缺陷到了80年代就日益暴露出來，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局勢進一步惡化，促使一大批難民向工業發達國家尋求政治避難。

    在1966——1970年間，世界局勢繼續產生新的難民，但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應付這種挑戰的基本方向還是一樣的，即以高級專員受托對難民提供國際保護的任務為根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繼續集中注意難民的社會和人道主義各方麵，它所關心的僅是難民在允許他們避難的國家裏的命運，而不是他們逃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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