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力主國民黨團結抗日
覃振從歐美考察歸來以後，在積極推動司法改革的同時，還為民族複興，抗日救國做了許多工作。
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之後，又強迫國民黨政府簽訂《何梅協定》，將侵略戰爭由東北擴大到華北。蔣介石采取消極抗日的政策，他顧慮抗日會造成兵力分散，後方地方實力派及中國共產黨坐大，於自己長遠統治不利，因此提出“攘外必先安內”①，意欲先剿滅共產黨，再解決日軍侵華問題。另一方麵，他認為中國國力不如日本，不敢與之強力對抗。蔣介石在外交上對日本政府百般忍讓、妥協，任命張群為外交部部長，與日談判。民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特征是妥協、退讓。
覃振通過出國考察歐美的社會狀況，政治視野更加開闊，對大局的把握更加準確。他對中國政治不統一、經濟不統一造成國家落後，遭人輕視，感觸深切，痛心疾首。他主張集中全力，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對國民黨內部的派係爭端，他力主和平解決。對國共關係，他不再糾纏過去的恩怨，轉而主張聯合抗日。
1935年，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除了胡漢民應允人京，而遲遲其行外，馮玉祥、閻錫山及兩廣的鄒魯等原來南京的反對派都參加了大會。會議期間，覃振頻繁與一些國民黨元老會麵，就時局及救國問題交換意見。
覃振與馮玉祥自擴大會議以後，一直保持聯係。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後，他與同樣堅決主張抗擊日寇侵略，反對打內戰的馮玉祥在思想感情上日益接近。據吳景鴻的侄子吳先根說，有一次，吳先根在書房讀書，聽到覃振和吳景鴻談抗日前景。覃振說：“老蔣這個人很難共事，我不能和他合作。”吳景鴻說：“你又沒有一個兵，一個班子，你隻好和馮玉祥合作。”
其實，在國民黨元老中，持這一觀點，希望通過與馮玉祥合作，牽製蔣介石的人很多。
國民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馮玉祥因與蔣介石關係不好，不願意到南京參加會議。7月，李烈鈞寫信給馮玉祥，勸他借國民黨召開中央全會之機到南京，在南京政府內部團結抗日力量，同時可以做主張抗日的在野派和各雜牌力量的代言人，使南京政府不致完全陷入對日本妥協的政策。同年10月，覃振也致電馮玉祥，問他何時到京。馮玉祥日記稱：“覃振先生來電，問我何時往南京，我尚未複。”②
1935年11月1日，馮玉祥到南京參加國民黨第五次大會，覃振到車站迎接。馮玉祥在回憶中稱：“十一月一日我坐的火車到達浦口車站，有些老朋友來接我過渡船時，覃理鳴先生對我說，方才在中央黨部開會時有姓孫的在照相時把汪精衛打了三槍，傷很不輕，已人中央醫院，凶手已被人打死雲。我說中國有的是熱血青年，像汪精衛這樣賣國言論和主張，不會不有這樣的下場。”③
11月2日，大會開幕，馮玉祥任大會主席團成員，覃振為提案審查委員會政治組成員、憲法審查委員。在會上，馮玉祥當選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覃振繼續擔任司法院副院長，兩人經常見麵，並因對於時局觀點相同，關係越來越密切。
馮玉祥有記日記的習慣，他的日記中記述了許多他與覃振等人就時局和救國問題廣泛交換意見的內容。如：同月13日，馮玉祥與覃振、趙丕廉談論國家大局，表示擔憂，日記稱“見覃趙二先生，談大局益不了”①。
16日，覃振、張繼、鄒魯、焦易堂與馮玉祥在最高法院談論如何救國，“二點到最高法院，同焦、覃、張、鄒談如何救國，久之”②。
24日，他們又與孑L祥熙、閻錫山、張學良等人商談：“午後，同孔、於、閻、張、鄒、居、覃、孫談現在情形：一、外交政策未定。二、外交無人負責。三、各院之辭職。四、華北之辦法。張學良說南京政府等於北京政府，國民革命為誰，請注意焉。五、現在南京政府是不是官僚？請大家想想。我覺得他這話很好，很有意思。六、於佑任言，今晚之談話，關係極大。七、閻不說話，怪哉！”③
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覃振始終主張國民黨各派在國難麵前捐棄前嫌，和平解決爭端。
1936年5月，胡漢民去世，兩廣生變。此前，因胡漢民與蔣介石長期對立，滯留廣東，不肯到南京。與胡漢民親近的的兩廣軍事領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對蔣介石也一直有成見。胡漢民死後，陳濟棠以抗日為名，出兵湖南。蔣介石調集大兵人湘警備，同時與在南京的國民黨元老商量對策。部分國民黨元老，如吳稚暉等主張以武力解決，攻打兩廣。大多數元老主張和平解決。覃振堅決反對動武，主張和平解決。馮玉祥7月1日的日記記述了在蔣介石家裏開會的情景，從中可以看出覃振的主張：
八點，到介石家中談，飯後談至十一時，記之如下：有集眾思，廣眾議之精神，誠不愧謀國，黨國之精神畢現。吳稚暉主張打西南，理嗚說種種理由打不的（得）。協和先生主張和平。頌雲亦主和平。蔣先生結論：為目的，為和平，態度須嚴正。①
1936年9月，兩廣問題和平解決。這時，日本向南京發動外交攻勢，中日關係又出現變數。出現變數的前提是：蔣介石向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發動五次圍剿（從1930年至1934年），造成中國工農紅軍長途轉戰，開始長征。1935年年底，工農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事實證明，蔣介石消滅共產黨，消滅紅軍是不可能的，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無法取得預期的效果。
其次，中日關係出現轉折。日本政府強迫國民黨政府簽訂《何梅協定》之後，掠取華北大部分主權，又策動漢奸進行“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欲把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華北的形勢，不但對蔣介石的統治極為不利，對英美在華利益也構成威脅。兩廣問題發生，日本原以為國民黨內部同室操戈，有機可乘。問題得以和平解決，國民黨內部較以前更加團結。日本政府失望之餘，加緊在外交上向南京政府施壓。
1936年9月，日本大使川越茂與中國外交部部長張群談判，向中國政府提出一係列無理要求，這些要求包括：與日本締結防共協定；在華北設立特種製度；徹底禁止排日；中國政府聘用日本顧問；與日本締結關稅協定，降低利率；福岡與上海建立航空聯係；成都開埠，中日聯合開發四川經濟。這些無理要求超過以往的二十一條及一切中日不平等條約。
9月底，日本政府提出：日本大使川越茂與蔣介石直接交涉。蔣介石迫於壓力，決定於10月8日在南京接見川越茂。接見之前（6日），蔣介石在家中設宴邀請政府要員，商討對策。覃振參加了宴會，並力主抗日。
馮玉祥日記記述了談話的主要內容：午後七點，會食於介石之家，談至十時，其詳情如下： 介說：大致為見川越於明後日事，請賜教。 吳說：抗日要有計劃，人格不可論國事[原文如此]。 覃說：必須抗日。 李協公說：開放言論，努力救亡。 葉說：政府、國家誰要緊，須認清。 李說：以作戰的姿態對敵談判為好。 覃說：除抗日準備外，選舉可改辦法。 吳說：假預備不可也，【像】兒童科學玩具。 孔：走了一千萬美金了，要幹快幹。 介說：決不屈服，一定抗日。 我說：今日光景極好，因能把話都說出，心平氣和的論大事也，各國尚無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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