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法院副院長
國民黨和平會議以後，孫科組閣是國民黨內部各派政治勢力矛盾爭鬥的產物，蔣、汪、胡均未給予孫科內閣切實的支持。孫科內閣財政問題尤為棘手。孫科派人接收國庫，未得分文現金，還拖欠銀行界一千萬巨款。孫科派人向上海銀行家借錢，銀行界人物拒不與孫內閣合作，不肯出錢。何應欽指使各軍代表四十多人，天天圍坐財政部，追索欠餉，弄得孫科一籌莫展，壓力很大。據了解內情的人說，孫科這一時期可以說是活受罪，他臉色十分難看，脾氣之大，超過任何時候。覃振、馮玉祥、李宗仁很同情孫科的處境，“在上海都大罵宋子文及銀行界，主張采取非常手段，把關稅鹽稅統稅的撥付基金部分，由政府議決收回，公債停付本息。如此政府可過好日子，而銀行界十之八九必關門，因為他們吃飽了公債，這一來不啻是致命傷”①。
行政院副院長陳銘樞作為同僚，對覃振的言論有更確切的記憶：
當時，立法院副院長覃振曾就此事對銀行界表示不滿。他說：“當宋子文任財政部長時，一年間發行公債三萬萬供軍費，當局不顧國庫損失，以半價抵消，上海銀行界利用機會，重利盤剝，對政府視同愚主，數年獲利，已甚可觀。”又說“中國資產階級，平時為政府承銷公債，重利盤剝，亂時為私利反對政府，將款存入外國銀行（時上海財團將現款存入外國銀行達二萬萬），真像猶太人，國可亡，私利不可不爭。”真是一針見血之語。④
不久，蔣介石、汪精衛達成諒解，孫科於1932年1月24日辭職。28日，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複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又升任委員長，此後，委員長成了蔣介石的專稱。孫科改任立法院院長，拒不就任，仍由副院長覃振代理。覃振一生最高的官職為代理立法院院長，時間極為短暫，大約隻有五個月。
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滬抗戰爆發，中國國民黨黨部及國民政府臨時遷至洛陽。1932年3月1日至6日在洛陽舉行中國國民黨第四屆第二次中央全會，會議組織提案審查委員會，分為軍事、外交、政治三組，並推定召集人。覃振被推定為政治組成員，並與石青陽共同擔任政治組召集人。會議期間，覃振請辭立法院副院長，慰留。3月6日，中央政治會議議決組織西京籌備委員會，張繼任委員長，居正、覃振為委員。二中全會交議劃一刑法及劃一刑法補充辦法案。3月28日，中央政治會議決定籌設民意機關，保障言論自由，推於右任、覃振、朱家驊、邵元衝、陳公博、居正、段錫朋七委員起草民選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選舉法，由居正召集。5月9日，中央會議決定選任居正為司法院院長，覃振為副院長，邵元衝為立法院副院長，代理院長。
有人說，覃振從立法院調任司法院副院長，是因為其不同意蔣介石特別提款案，引起蔣介石不快。據覃振家人說，李宗仁的秘書甘介侯在上海結婚，請覃振當證婚人。當時，中國剛有民航飛機，覃振出於好奇，乘飛機到上海參加婚禮，順便在上海玩了兩天。期間正趕上中央開會，覃振未到會。蔣介石詢問覃振怎麽未到會，司法院副院長邵元衝說：“有人看見他乘飛機往南飛，是不是到廣州找胡漢民去了。”蔣介石借口立法院不能沒人，指定邵元衝取代覃振任立法院副院長、代理院長②。 覃振得知邵元衝取代他，說：“我是選任官，不能隨便你們調來調去。”一氣之下，回家閉門不出，後經汪精衛親自上門勸說，才到司法院視事。
11月，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回南京。1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四屆第三次中央全會，覃振出席會議，被推定為提案審查委員會政治組成員，與伍朝樞共同擔任召集人，並在會議期間被推舉兼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覃振擔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直至1937年辭職，共五年。這是他第一次擔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
翌年，覃振請翦伯讚擔任他的私人秘書。
翦伯讚在非常會議後與覃振分手，在上海、北平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又應諶小岑之邀，在天津意大利租界主編旬刊《豐台》，宣傳抗日。諶小岑是湖南安化人，五四時期曾參與周恩來領導的“覺悟社”，與左派人士有來往。不久，《豐台》被查封停刊，翦伯讚被當局逮捕。在審訊中，翦伯讚抬出覃振的招牌，讓有關人員“到南京去請教一下司法院的覃理鳴先生”。審訊官懾於覃振的威望，宣布翦伯讚有“反政府”罪，驅逐出境。翦伯讚後來移居上海，閉門收集資料，準備撰寫《史前史論》。
1933年夏天，董維鍵登門找到翦伯讚。董維鍵也是桃源人，曾留學美國，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大革命時期任湖南省教育廳長兼外交特派員，後加入共產黨，遭蔣介石通緝，被迫轉入地下。翦伯讚見到董維鍵，提出加入共產黨，董維鍵說暫時不入黨更安全些，更有利於工作，讓翦伯讚設法盡快與覃振取得聯係，爭取覃振同情革命，協助做一些掩護和營救被捕革命者的工作。
9月，覃振到上海，特地看望翦伯讚，對他的生活表示關心，同時覃振也透露出對蔣介石的不滿情緒。翦伯讚說：“生活苦一點還是小事，特務、包探天天糾纏，實在受不了，毫無安全感。”覃振說：“你可到南京去，南京的生活水準比上海低得多。用我的私人秘書的名義去住，不會有危險。”哩善振走後，給翦伯讚寄了50元錢做路費。就這樣，翦伯讚遷居南京，當了覃振的私人秘書，每月由覃振主管的懲戒委員會開支薪俸。
翦伯讚到南京後，幫助覃振處理信件，常常待在覃振家裏，與覃振一同吃飯、做事。覃振看重翦伯讚的為人，妻子兒女稱翦伯讚為翦先生，兩家往來如同家人，關係密切。1933年覃振、梅鶴修及其子女攝於上海
覃振知道翦伯讚是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與共產黨關係密切，對蔣介石沒有好感，且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糾纏。這些情況，翦伯讚沒有向覃振隱瞞、掩飾。覃振十分信任翦伯讚，除了有老鄉關係，賞識翦伯讚的人品才學之外，對翦伯讚追求革命，他也是理解並設法保護的。 覃振講究交友之道，對於其他黨派的人，隻要不是漢奸，他也一直采取這一態度。
（二）總理紀念周報告
國民黨四大以後，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三派在共禦外辱，共赴國難，相忍為國的大前提下，實現了表麵上的“統一”。民國政府由蔣介石說了算，其所作所為也多為人所詬病，但並不是未進行國家建設。政府在軍事、財政、經濟、司法、教育、學術諸方麵進行了一些改革並取得了相應的成績。
在教育方麵，1929年在校生三萬餘人，1936年增至六萬，教授以在美國受教育者為多，各大學研究風氣日盛，學術水準有所提高。
在農業方麵，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是土地製度問題，土地分配不均，少數地主擁有大部分土地，農民50%至70/o的收獲作為地租。這些問題，是民國政府無法解決的。但是，自1933年政府開始注意改進農村經濟，特設農村複興委員會及中央農業試驗所、全國稻麥改進所、中央棉產改進所。1934年製定合作社法，1936年成立農本局，以便利農業資金流通，調劑農業生產，促進運銷。有誌之士尤其致力於注意改良農村運動，以期緩解農民的沉重負擔。
當然，從根本上說，這些改良運動對於農村經濟的實際影響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國民經濟總收入的絕大部分用作軍費，有人估計隻有4/o用於發展經濟①。但是，無論如何，政府還是進行了一些經濟建設並取得了一些成就，盡管它是微不足道的。
覃振作為國民黨內部反對派政治家進入政府，他與蔣介石的矛盾積怨並未因此消除，但是，他以相忍為國的精神，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國家政治製度、經濟製度改革方麵。覃振自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曆任立法院副院長、代理院長及司法院副院長，多次擔任提案審查委員會政治組成員，參與規劃國家發展大計，對一些關係國家大局的問題能夠有相當深入的了解、思考。民國政府有一個特殊製度，即紀念孫中山，舉行總理紀念周活動。總理紀念周活動原由各部門領導人作政治報告，1930年1 1月國民黨第三屆四次中央全會以後，改為講讀孫中山遺教或工作報告，由政要作專題報告，宣講研究孫中山著述心得或國家政務。這一製度使政府高官能夠發表對國家發展的研究心得，提出建議，有利於集思廣益。覃振多次在總理紀念周作報告，其報告內容多切中時弊，關係國家大政方針。中國以農立國，農村經濟和農民生計關係國家的發展前途。而要獲得發展，有兩個問題是必須注意的，一個是資金投入，一個是人才培養。覃振就是以這兩個問題為切人點，進行分析、論述的。
有關資金投入，覃振對農村金融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並於1933年10月16日在政府總理紀念周作了《救濟農村與統製精神》的專題報告。
報告開宗明義，稱中國以農立國，發展農村經濟必須解決資金問題。他首先闡述救濟農村與統製經濟的關係：
中央近數月來工作，十分致力於農村經濟的救濟，最近組織全國經濟委員會，來統製全國農業、糧食．礦產、棉紗等，因此一般人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救濟農村與統製經濟，就是一個問題。因為農業本來是國家經濟的一部分，尤其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國家，所以講到經濟，當然以農業為基本單位，所以救濟農村與統製經濟，是不能分開的。
他提出，發展農村經濟，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要取消苛捐雜稅；第二，解決農村資金匱乏的問題。覃振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畸形發展，農村資金匱乏，城市卻金融膨脹。上海是全國金融中心，全國資金集中上海，但沒有投入正當的活動。其原因是金融巨頭賣空買空，操縱經濟。因此，他提議要停止交易所投機營業：因為上海完全是一個投機的市場，一般富商巨賈，也專門喜歡作投機的買賣，更因為這幾年政府發的公債稍多，他們就專作公債的賣空買空，各種交易所就成了操縱金融的樞紐。國家金融的紊亂，資財的浪費，實在根於這個原因。
現在，我們要穩定金融、調節物價，必須停止各種交易所的投機營業，才有辦法的。 他認為發展經濟有兩項基本原則，即重視人才，發展交通運輸。其具體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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