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狂的反麵就是抑鬱，也就是說有躁狂症的人發生抑鬱的可能性比常人大很多。而如果發生抑鬱，專業上稱為“雙相障礙”，就是“躁狂抑鬱症”，躁狂與抑鬱接替發生，抑鬱發作嚴重時就會有自殺念頭。而且這類人他們的自殺念頭往往十分隱蔽，家人和朋友很難發現，一旦發生自殺，成功率很高。一般來說，輕微躁狂狀態調整得好，不會向躁狂抑鬱症發展，但有些人因為事業成功而忽略了這種精神上的亞健康，往往在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下進展為抑鬱。
“性格抑鬱型”人格：
另外一種性格的人也容易成功，這種人為人謙和、做事沉穩、一旦目標確定，就會堅定不移地走下去，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往往情感細膩，內心感情豐富，但不易向外人透露心聲，性格較為內向，多思慮，這種也屬於“性格抑鬱型”人格。這是種偏向悲觀的人格特征，遇事容易往壞處想，順境時悲觀情緒被掩蓋起來，但碰到負麵消息多時，他們容易在這種人格的基礎發生重型抑鬱發作。
“環性人格”：
還有一種性格叫做“環性人格”，也就是精力旺盛型人格與抑鬱型人格相互交替，也容易發生雙相障礙，出現抑鬱發作導致自殺。環性人格的人時而表現得思維敏捷、精神煥發、雄心勃勃———這種積極的心態和向上的動力都能使人容易獲得成功；但他們在另一些時候就顯出性格的另一個極端，表現為沉默寡言、猶豫不決、萎靡不振、終日愁眉不展、甚至悲觀抑鬱。這兩種看起來差距極大的性格同時存在這些人身上。“環性人格”也屬於人格障礙的一種，許多有天賦和創造力的成功人士都有這種表現，他們應當注意在抑鬱悲觀情緒出現的時候，想方法進行排解。
此外，除了人格類型，成功路上的“風霜雨雪”也是誘發抑鬱症的外界因素。成功之路不是一帆風順的，是不平坦的。現代社會瞬息萬變、競爭激烈，因此成功人士在向上攀登的路上無不時刻都會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這些長期的、巨大的壓力以及各種社會心理因素，都可能誘發或者加重抑鬱症。
醫生視角
抑鬱發作的表現多種多樣
常常會有情緒低落，心情抑鬱、壓抑或內心煩悶、暗淡，或找不到愉快的事情，或者容易發脾氣；對自己平時感興趣的事情缺乏興趣。
有人常常責怪自己，認為自己做了錯事、對不起別人，或覺得自己有罪；也有人覺得自己無能、沒用；也有人感到疲倦、勞累或全身無力；或感到自己頭腦被阻塞、思維遲鈍；或行動遲緩、反應緩慢；常常會失眠，早醒；有人不想吃飯、消瘦；有人出現幻覺和妄想；嚴重時出現無助無望，覺得生活沒有意義，或者生不如死，產生自殺觀念、自殺行為等等。
值得強調的是，有些抑鬱症病人在早期時症狀較輕，對自己的狀態有所認識，但大多數不願麵對，拒絕就醫，延誤病情，使病情加重。
減壓早打“預防針”：
首先要減輕自己的壓力，學會生活，懂得娛樂，懂得釋放自己的壓力。平時盡管工作很繁忙，但要忙裏偷閑，找出機會暫時丟掉一切工作和困擾，徹底放鬆身心，使精力得到及時恢複。
遇到衝突、挫折和過度的精神壓力時，要善於自我疏解，如參加文體、社交、旅遊活動等，借此消除負麵情緒，保持心理平衡。建立起廣泛的社會支持係統，社會支持係統越完善，身心就越健康，學會與人溝通，處理好與家人、朋友、同事的關係，建立起和諧的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就會減輕自己的心理壓力。
另外，要有幾個能傾訴自己煩惱的家人或朋友，切忌把責任和問題都包攬在自己身上，承受過多壓力。一旦出現上述的抑鬱症狀，馬上治療。
聚焦我國之十大焦慮
他們的財富沒有暴富的指望，他們的職業沒有收工的暫停鍵，他們的階層待遇沒有確定的法律保障。他們一步一步向上爬，風光的物質享受背後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職業壓力，體麵的社會地位背後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感。
雅虎今年通過30萬份有效調查數據，描繪出了一幅普遍中國人眼中的中產者圖譜：月收入在萬元以上；開標致307或奧迪A4轎車；住明星樓盤；用IBM、索尼、三星等筆記本電腦辦公；用索愛、摩托羅拉、諾基亞的高級手機；經常出入五星級豪華酒店；用招行一卡通或中行長城卡這樣的銀行卡刷卡消費；向往的旅遊地點是“法國、東南亞以及東部非洲”等等。
他們是有產者，比大多數人物質更豐裕，比下有餘，比上不足。在上行的中國社會裏，他們是抓住了機會的人；他們的煩惱，也折射著中國發展青春期和中國法治青春期的煩惱。基於中國中產階層的定義存在爭議，你不確定他們是誰，但你能感受到他們的焦慮。
之一社會轉軌期的仇富替罪羊
仇富是偏狹的想法，但仇富心態在發展不均衡的中國仍有土壤。每一個富豪的倒下，都引來整個社會的“痛打落水狗”。當社會的仇富意識抬頭，客觀需要更多的中產者作為保持社會穩定心理的杠杆。有理論認為，一個社會的中產階層超過30%，這個社會就會相對穩定；超過40%，就達到穩定期。中國現在的中產階層是一根脆弱的杠杆。
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局長何挺曾透露，2004年全國綁架案立案3863起，綁架對象主要是比較富裕的企業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學生。但富豪們可以請保鏢，可以住進保證私密性的豪宅別墅，而中產沒條件。擁有產業和一定財富的中產在對被搶劫、被偷盜和成為罪犯目標的擔憂中，存在對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恐懼；另一方麵，他們對自身的經濟地位同樣具有危機感，甚至自身亦存在仇富心理。中產者需要在評估自身的安全指數中尋找對自我的認同。某天，在打開日本產的汽車車門，站在中高檔公寓門口時，某個中產階層的大腦中極可能掠過一個問題：“我比周圍的人都安全嗎？”
之二沒有房東隻當租戶的“有產階級”
中產階層像葛朗台重視金幣般重視他們手中的房產和愛車，並認為這兩樣東西絕對關乎中產生活的所有權。對此，法律是否予以他們保障？由以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機動車負全責”對車主可能造成的負擔，到最近房屋所有權的“70大限”的熱議、《物權法》草案的公布，一次次風吹草動，觸動著這些中產者敏感的神經。
中國現行法律規定居住用地使用權的最高期限是70年。成都大學工商管理係教師王怡說，在目前的地權製度下，不過是“每個人都暫住在中國，擁有一個共同的房東”，而這個房東就是國家。2005年7月10日，《物權法》，這個我國第12部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的法律草案，對中產者最關心的“70大限”問題給出了一個相關答案。根據草案的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期滿前，住房有望被原使用者續期使用。但1994年《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規定，國家對於個人使用的土地有無償收回的權力。如果不申請續期，當土地被國家收回的時候，國家隻能把地上房屋一並收走，而過後對土地上的房屋是否作補償則未作規定，物權法草案對此亦保持沉默。這種法律上的沉默，可能為侵犯私人財產權留下了隱患。
有了好車，但碰上了交通事故可要負上比行人更大的責任；有了好房子，卻要擔心法律上房產權能否得到保障。在法律製度不斷完善而缺陷仍然存在的現實下，多賺點“金幣”才能消彌葛朗台們心中隱隱約約的不安感。
之三工作狂變成了過勞死
廣州一地產公司的設計部主管阿富，每天在電腦前工作超過15小時，他的口頭禪是：“一天不工作，我覺得就會被世界拋棄。”中國式的中產階層薪水不斷升級，卻沒時間享受生活。他們從來不把體力透支當一回事，渾身無力、容易疲倦、思想渙散、腰椎勞損等等如家常便飯。“30歲的脖子60歲的頸椎”，成為中產階層工作狂的寫照。包括教師、記者、研究人員等職業的中產者總有職業病，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每況愈下。生活方式的不健康令部分中產階層的壓力無法排遣，造成了嚴重的心理枯竭，抑鬱症、自殺早就不是新聞，自我期許與競爭意識到頭來反刃自傷。中產階層總是感覺沒有人分擔他們的所思所慮。
唯有拚命工作，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能保證自己的樓、自己的車能夠繼續供下去，才能保證孩子的學費甚至將來能出國留學，才能保證負擔起家中老人患病、住院等的高昂醫療費。在工作、家庭的重重壓力下，最不幸的結果是，一個中產者先是變成了一個工作狂，然後變成了一個精神病患者，或者一個“過勞模”。
之四職場如戰場的晉升壓力
麵對競爭壓力，中產者要保護自己的地位和薪水不要失去，否則一切風光霽月將成為過去，自己難免成為社會的又一個新貧族。這種心理正給中產者造成心理上的負擔。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根據對31875名不同職業人士的調查數據統計分析，列出了一個“職業壓力排行榜”，發現中層管理人員的壓力指數高居榜首。壓力分數從高到低依次是：管理中層為80分；經理層為75分；教職員工為75分；一般管理技術人員為72分；醫務工作者為68分；社區人員為68分；下崗人員為68分；礦工為60分；一般企業工人為59分。其中，中層管理者的社會環境、個人成就和社會支持壓力排名並列第一。處於事業上升期的中層管理者們既要承擔如何提高業績表現的壓力，又要承擔著調動整個團隊、協調眾人工作任務的壓力，還要承擔子女撫養和複雜的人際關係的壓力，諸多重擔壓在身上，難怪人們看到他們大都是一臉嚴肅的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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