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日本同為東亞大國，地理位置相鄰，人種、文化相近，在很多方麵都具有共同性或相似性，但是同時也有很多方麵具有相異性甚至完全不同，這些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又導致了中日兩國的相互不理解乃至影響到了兩國的關係。

    因此，有必要對中日兩國進行比較，尋找出兩國之間有哪些相同點或不同點，在此基礎之上如果有可能“求同存異”，那麽就有可能促進兩國之間的相互理解，並促進中日關係的真正和解與合作。

    冷戰的結束，最明顯地體現在歐洲兩大軍事集團對峙的消失，而在東亞地區的變化則相對不太明顯。雖然這一地區國家間關係總的趨勢也趨向緩和，甚至在各個領域的合作也邁開了步伐，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一地區的國際關係中還缺乏應有的信賴，構成國際關係中所謂“高級政治”的安全問題依然困擾著這一地區的國家。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以來，安全問題更成了一個敏感的問題，成為影響這一地區國際關係的主要因素，這一地區一些潛在的危機也時時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懸在人們頭上。

    中日兩國同為東亞大國，曆來在東亞安全結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之後，隨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全球性軍事對峙的消失，以大國對抗為背景的地區衝突已趨向減少。與此相反，沒有大國作背景的地區性衝突卻時有發生，一些地區性大國在地區安全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對地區安全所具有的影響力明顯增強。同樣，中國和日本在東亞地區安全問題上所發揮的作用也顯得更加突出。中國和日本對亞洲的安全政策如何，將直接關係到東亞的安全與穩定。因此，研究中日兩國冷戰後的亞洲安全戰略，對東亞地區的安全也會有一定的意義。

    本章擬主要通過研究中國和日本在冷戰後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後對亞洲地區的一係列政策選擇所表現出的亞洲安全戰略，探討東亞地區安全結構的形式及中日兩國各自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尋找兩國在這一結構中的共同利益與不同點，並通過對中日兩國在東亞地區幾個潛在危機點上可能采取的對策進行分析，來看在現有安全結構下對東亞危機的處理。

    一、中國的亞洲安全戰略

    20世紀80年代初始，中國開始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的政策，為此在1982年曾對外交政策進行了相當大的調整，重新強調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確立了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關係的不結盟外交政策。過去，中國總是試圖按照自己的政治標準來區分敵我，並根據同美蘇的不同關係來決定其盟國的政策，因而也總是處在美國或蘇聯的直接軍事威脅之下，或者受到來自其周邊地區其他國家的安全威脅。調整後的中國對外政策謀求同所有國家改善關係，消除對自己安全上的威脅。到冷戰結束後，中國麵臨的安全環境已大為改觀，不但來自大國和周邊一些地區性強國的直接的軍事威脅不複存在，而且亞洲原先一些對中國安全構成威脅的地區性問題，如柬埔寨問題和朝鮮半島局勢等都向著有關國家合作解決或對立雙方談判緩和的方向發展。不過，中國仍然麵臨潛在的威脅，這主要是指來自於東亞地區仍然存在的軍事同盟以及中國與周邊國家尚未解決的一些領土爭端等。在這種形勢下，中國更加明確了自己的亞洲安全戰略。這一戰略總體來說就是：反對霸權和侵略，同所有國家合作，和平解決現有衝突；促進各種雙邊和多邊安全對話，穩定周邊地區，發展睦鄰關係；公平合理地推進國際裁軍，防止核武器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加強國防現代化，走精兵之路，反對軍事同盟，獨立自主地依靠自身力量保障安全。我們可以從90年代以來中國開展的一些外交活動、中國領導人的公開講話及其采取的政策中看出這一戰略。

    1990年8月，中國同其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合作，共同製定了《柬埔寨衝突全麵政治解決框架文件》。在此之前不久，中國又同日本等國家積極地參加了和平解決柬埔寨問題的進程，並在1991年10月促成包括中國與日本在內的18個國家的政府代表同柬埔寨衝突各方在巴黎簽署了《柬埔寨衝突全麵政治解決協定》等四項文件。隨後中國積極參與柬埔寨問題的和平解決，首次派出軍隊參加聯合國對柬埔寨的重建工作，並在聯合國框架內，同日本等國家一道在1992年3月成立的聯合國柬埔寨臨時權力機構領導下，於1993年5月完成了柬埔寨大選的組織和監督，使自70年代以來就一直困擾東南亞地區的柬埔寨問題基本得到解決。

    1993年8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接受《朝日新聞》社長中江利忠等人采訪時，談到關於建立亞太安全機製的問題。他認為，在這一地區任何國家都不應該謀求霸權或勢力範圍，不組建和參加針對其他國家的軍事集團；各國應根據公正、合理的原則實行裁軍和軍控，反對軍備競賽，防止核擴散；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亞洲國家間的各種爭端，反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進行各種形式的安全對話，以加強溝通和信任。

    1996年4月16日，美國總統克林頓與韓國總統金泳三聯合建議舉行包括中國和朝鮮在內的四方會議，以解決朝鮮半島問題。中國很快接受這一建議，並積極主動地參與了1997年7月召開的四方會議。盡管這次會議並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的問題，但至少說明各方願意坐下來和平解決這一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最棘手問題，使斷斷續續、反複不定的朝鮮南北方和平進程又重新啟動。

    冷戰結束後，全球總體的和平似乎已得到了保證，但一些地區性的矛盾，諸如領土爭端、民族糾紛等卻成為影響地區安全的主要原因。在東亞地區同樣存在這些問題，如南海爭端等。因此，在消除了大國威脅和有大國作背景的衝突之後，東亞國家反而普遍感到有必要掌握獨立的防衛力量，於是各國開始追求軍事裝備的現代化，軍費開支普遍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麵對這一狀況，中國為促進這一地區國家間的相互信任，積極展開安全對話。90年代以來，中國在與美、日、俄及其他亞洲國家的交往會談中，幾乎都涉及了安全問題。1993年7月，中國外長錢其琛出席東盟外長擴大會議，共同推動和加入了以東盟地區論壇（ARF）為中心的亞太多邊安全對話。對這一地區具有爭端而又牽涉到中國的南海問題，中國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1996年7月中國副外長唐家鏇就這一問題回答記者提問時也表示：“我們之間的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南海問題並沒有阻礙中國和東盟友好關係的發展，今後也不會成為雙方前進道路上的障礙。”這充分顯示了中國希望與東盟國家繼續加強合作與對話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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