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日本是東亞地區國家中影響最大的兩個國家，在曆史上兩國恩恩怨怨，卻總是有割不斷的關係，因而中日關係也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和一個永久的話題。60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不僅從總體上改變了國際關係，同時也改變了近代以來中日兩國奴役與屈辱以及侵略與被侵略的嚴重不平等關係。然而，戰後不久的冷戰對峙以及美國對日本的改造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導致了中日兩國分屬不同陣營，中國倒向蘇聯，日本則成為美國的盟國。中國和日本的關係被國際形勢所左右，日本追隨美國承認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致使中日官方關係斷絕，並長期處於政治上的對立狀態。但是，由於中日兩國長期以來密切的經濟和文化聯係，在沒有官方關係的情況下兩國仍然保持了民間關係，展開了獨特的“民間外交”。
20世紀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作為東西方冷戰對峙主要角色的美國和蘇聯，其力量對比發生逆轉，蘇聯在戰略和常規武器方麵已接近和超過了美國，在第三世界采取了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而美國則由於越南戰爭而元氣大傷，陷於內外交困的境地，準備實施總體戰略收縮，作為美國盟國的日本也同樣感到了蘇聯的威脅。與此同時，經過戰後20多年的發展，中國國際地位提高，但是過去作為盟國的中蘇兩國在經過十幾年意識形態的爭吵之後終於發展到了兵戎相見，60年代末在兩國邊境地區爆發了軍事衝突，中國的安全受到了直接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和美國開始接近，中日兩國在戰略上也互有需要。1972年9月，通過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京，在相互敵對20多年後中日兩國終於實現了邦交正常化，並且隨後按照《中日聯合聲明》的規定，先後簽訂了中日貿易、海運、航空、漁業、文化交流、科技合作等協定，使中日關係在各個領域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特別是1978年簽訂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使中日友好關係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為此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訪問日本，將中日友好推向了高潮。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繼田中角榮之後訪問中國，並開始向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對中國的經濟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中日關係也進入了近代以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針對蘇聯70年代的擴張，再次重整軍備，啟動了所謂“星球大戰”計劃，迫使蘇聯讓步與退卻，東西方關係開始有所緩和，作為美國盟國的日本感到蘇聯的威脅相對降低，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也相對減弱。與此同時，中國為實施改革開放戰略而在1982年對外交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明確提出了不結盟的外交政策，日本則隨著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而提出了“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開始謀求政治大國的國際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中日過去針對蘇聯的共同戰略需要有所下降，在實際的交往中，兩國關係中本來就存在而並未得到解決的一些潛在矛盾逐漸暴露了出來。例如，在1981年發生了所謂“寶山衝擊”，1982年和1986年發生了兩次曆史教科書事件，1985年發生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事件，以及隨後的光華寮事件等，都曾引起中日兩國外交關係的一度緊張，其中有些問題甚至成為中日間長期的外交問題。更嚴重的是，這些摩擦傷害了中日兩國國民的友好感情，使70年代的和平友好氣氛大為淡化，兩國關係的基礎遭到了某種程度的破壞。經過這一係列摩擦，中日關係從70年代近乎狂熱的友好逐漸變得比較冷靜和現實。當然，在這些問題出現的同時，中日關係在總體上還是得到了全麵發展。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冷戰的結束，也同樣對中日關係造成了衝擊。1989年中國政治風波後一段時間，相對於其他西方國家，中日關係比較密切，因為日本首先打破政治風波以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製裁和封鎖，迅速恢複了與中國的全麵關係。然而，冷戰的結束以及蘇聯的解體已經使中國與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成了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試圖改變和限製的主要國家。90年代後半期開始，隨著中日兩國經濟和政治地位的變化，即作為政治大國的中國正在同時成為一個經濟上也日益強大的國家，並且更深地融入國際社會和對國際事務具有更大的影響力，而作為經濟大國的日本則由於泡沫經濟的崩潰而出現戰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同時卻在政治上變得日益強硬，其國內政治發生急劇右轉，日益保守化，對外則追求政治大國，開始在國際政治和安全事務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中日兩國同時作為東亞地區的綜合性強國而存在。這一新的曆史現象給中日兩國帶來了從未有過的新問題，即兩強如何共存於這一地區。然而，遺憾的是，由於美國的存在和東亞地區國家的多樣性所造成的差別妨礙了地區合作，使得強大起來的中日兩國處在了一種安全困境之中，並由此引發了眾多的矛盾與衝突，比如圍繞曆史問題、領土問題、能源問題、台灣問題、日美同盟問題等，中日兩國就常常出現外交爭端甚至民族情緒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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