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冷戰時期日本的聯合國外交

    （一）聯合國中心外交的提出

    聯合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戰勝國所建立的全球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構成了戰後最具廣泛性和權威性的國際機構，但是聯合國對於日本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而言，卻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即聯合國在成立之初，是將這些國家作為敵國來看待的。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卻使日本對相當程度上代表當時國際社會的聯合國組織有了新的認識。戰爭的失敗使日本遭受了民族曆史上最沉重的打擊，主權喪失，國土被外國軍隊占領，並被迫進行了各項改造。日本民族由於明治維新的成功以及此後不斷對外擴張屢屢取勝並由此建立起來的民族自豪感和驕傲，瞬時遭到毀滅。戰爭的失敗使日本意識到了1933年退出國際聯盟自絕於國際社會，並依靠武力走向戰爭的道路給自己帶來的災難。因此，戰後的日本迫切希望能夠加入聯合國，並將此作為擺脫孤立狀態、重返國際社會和提高國際地位的重要外交目標。

    1947年7月，日本外相蘆田均向駐日盟軍總部提出了締結和約的申請書，其中就包括想要加入聯合國的請求，但當時日本仍然被盟軍占領，還不是一個獨立國家，因此想要加入聯合國還僅僅是一個願望而已。1951年9月，在美國的主持下在舊金山召開和會，締結了對日的《舊金山和約》，在這一和約的前言中涉及了日本加入聯合國的問題，即“日本方麵申述其誌願：請求加入聯合國及在一切情形下遵守《聯合國憲章》之原則……各盟國對於上節所述日本之誌願表示歡迎”。

    1952年4月《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後，日本恢複獨立，開始踏上了回歸國際社會之路，於是日本可以名正言順地申請加入聯合國了。同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了加入聯合國的決議並向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賴伊正式提出加入聯合國的書麵申請。在這一申請書中寫道：“日本國民渴望參加聯合國事業，並把憲章的目的和原則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日本國民對聯合國要推進各國之間的和平與合作的目的也完全表示同感，所以日本政府滿懷熱情地提出申請加入聯合國，並保證采取一切手段履行聯合國會員國應盡的義務。”

    然而，在當時冷戰的對峙局麵下，日本的這一願望卻遲遲難以實現。由於日美同盟的建立，美國已經成功地將日本納入了自己反共、反蘇及反華的遠東戰略之中，因此美國積極支持日本加入聯合國以便恢複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但是，蘇聯不但拒絕在《舊金山和約》上簽字，而且也反對日本加入聯合國。從1952年9月聯合國安理會召開會議審議日本加入聯合國事項，到1956年12月聯合國大會同意日本加入聯合國的四年多時間裏，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對日本加入聯合國的申請多次行使否決權，使得日本難以跨進聯合國的大門。為此，日本不得不謀求與蘇聯改善關係。1956年10月，日本和蘇聯經過談判，簽署了《日蘇聯合聲明》，實現了兩國關係的正常化，蘇聯按照聯合聲明中關於支持日本加入聯合國的條款改變了反對日本加入聯合國的態度。於是，在1956年12月舉行的第11屆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了同意日本加入聯合國的決議案。日本終於實現了自己多年的夙願，跨入了聯合國的大門。

    在日本被接納為聯合國成員國之後，日本外相重光葵登上聯合國講台，發表了後來被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明石康稱為“衡量以後日本對聯合國外交的尺度和坐標軸”的演說，其中引用了戰後日本新憲法前言中的和平主義內容，提出日本將以所謂“聯合國中心主義”作為自己的外交政策，成為連接東西方之間的橋梁。1957年9月，即在日本加入聯合國之後的第二年，日本外務省首次發表其《外交藍皮書》，其中再次將聯合國中心主義作為日本外交政策三大支柱之一，正式確立了日本的所謂“聯合國中心外交”。

    （二）聯合國中心外交的實質內容及其效果

    然而，實際上，在東西方冷戰對峙的格局之下，日本在客觀上很難真正實行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外交，其主觀上其實也並非真正想要實行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外交。

    也就是說，由於東西方冷戰的爆發，聯合國並未能夠如其設計者和創立者們所設想的那樣成為同盟國之間合作管理世界的國際機構，對於日本來說則必須在冷戰對峙的東西方之間做出選擇。而戰後美國對日本的占領和改造已經使日本不可能擺脫美國獨立存在，雖然通過《舊金山和約》日本獲得了獨立，但是《日美安全條約》又使日本變成了美國亞太地區戰略的一部分，即日本在安全上接受美國的保護，在經濟上受益於美國，因此在外交上也必然地會選擇美國。

    其實，在簽訂《舊金山和約》之前，日本國內就曾經圍繞應該選擇聯合國的安全保障還是選擇美國的安全保障，即選擇多邊安全保障還是選擇雙邊安全保障展開了討論。當時的首相吉田茂設立了分別以外務省當局和民間專家學者為主的兩套班子進行討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日本作為西方民主陣營的一員，在不希望重新武裝的情況下，除去依靠聯合國的一般性安全保障之外，還應該考慮加強日美之間的合作體製；聯合國對於日本的安全保障而言並非充分條件，而僅僅是一個必要條件；日美安全保障也絕不意味著放棄聯合國；聯合國作為國際社會最終的和平理想，必須要堅持與維護，但是日本作為主權國家也具有單獨或集體的自衛權利。甚至就是在提出所謂聯合國中心外交的同一本《外交藍皮書》中也承認：“盡管聯合國的目標很崇高，但不得不遺憾地承認，作為國際政治的現實，所期望的目標還未充分實現……作為現實的措施，要強化與自由民主各國之間的協調。”

    根據日本慶應大學教授鬆本三郎在其論文《日本在聯合國的態度》中的統計，從1956年日本加入聯合國的第11屆聯大到1962年的第17屆聯大期間，在聯合國討論解決國際爭端的問題時，日本投票讚成美國集團提案的平均比率為94%，而投票讚成蘇聯集團提案的平均比率僅為7%，即使是在討論國際爭端以外的其他問題時，日本對美國集團提案的讚成比率也高達89%。

    由此可見，日本提出的聯合國中心外交，並不意味著日本真正重視聯合國，而更多的是回歸國際社會後的一種象征性意義。實際上，在整個冷戰時期，日本外交政策的中心明顯地傾向於西方，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傾向於美國。正如日本大阪大學教授神餘隆博所指出的那樣：“聯合國中心主義從一開始就可以說是一項立足於聯合國有限性的觀念性宣言……在維持聯合國理想的同時，其現實政策的重心放在了同自由主義各國的協調上，並以此來確保日本的安全。”

    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隨著廣大殖民地國家擺脫殖民統治而相繼獨立，聯合國內部的構成開始發生重大變化，許多新獨立國家不斷加入到聯合國中來，改變了聯合國內的力量對比，即第三世界國家成為一支重要的國際政治力量，而美國對聯合國的控製則越來越弱。在這種形勢下，日本在聯合國內仍然奉行追隨美國的政策，這就使得日本的聯合國外交不能不遭受到重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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