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道德素質，是文明健康社會的需要，也是成功人才不可缺少的條件。道德作為調節社會上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關係的原則和規範，在交往日趨複雜和多變的社會中，其意義和價值更加突出。良好的道德素質的養成，是一個知行統一的過程。

    （1）道德的本質和特點

    道德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它是由一定的社會經濟關係決定並為一定的經濟關係服務的。道德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善惡是非的評價，調整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是人們共同生活及行為的準則和規範，對社會生活起約束作用。

    近現代的“道德”概念與古代不同。老子《道德經》之中的“道德”不是現代道德的含義。那裏的“道”是指世界萬物內在的發展規律；那裏的“德”，是指研究和揭示這種規律的心得體驗。老子《道德經》就是研究事物發展變化規律的心得的著作，主要內容是辯證法。近現代的“道德”概念是指倫理規範、準則和品德修養方麵的內容。在道德涉及的領域方麵，東西方各種社會是大致相通的。

    道德的本質是一種社會意識形式，是社會上層建築的一部分。一個社會的道德歸根結底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不同的社會經濟基礎及其所有製，就會產生不同性質的道德。在任何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道德總是該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道德。因此，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統治之下，道德的本質是不同的。從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道德是隨著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的；從比較微觀的角度來看，道德也是隨著一定的社會現代化的程度的變化而變化的。

    因此，那種所謂全世界通用的所謂“普世道德”，在現實社會之中是根本不存在的。雖然，在不同本質的社會的道德建設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借鑒作用，作為社會意識形式之一的道德本身也有一定的獨立性（主要是繼承性），但是不同質的道德體現著不同的國家統治階級的意誌，存在著原則性的區別。在今天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宰全球化潮流的形勢下，其向人們宣揚的所謂“普世道德”，隻能是變相地宣揚資產階級道德，這是完全有悖於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和要求的。

    在一次座談會上，當談到是否存在“普世道德”的時候，有人認為，總是有些道德原則是普世的，例如“慈悲為懷”，是能夠被各種人普遍接受的。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也似乎是一個難以反駁的“證據”。我不以為然。我認為，“慈悲為懷”，隻是一種情感反應，不是理性的。問題是對什麽人、對什麽行為、對什麽製度“慈悲為懷”。籠統地說對一切人都“慈悲為懷”，誰也做不到。從大的方麵來說，西方敵對勢力（注：一些人不願意提到這個詞語，也不喜歡別人提到這個詞，但敵對勢力的存在是一個事實，提一提有好處）對社會主義國家，就從來不是慈悲為懷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由於信奉了戈爾巴喬夫所謂“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的信條，陷入了極端困難的境地，在處於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時候，西方對他們慈悲為懷了嗎？沒有。相反，西方毫不猶豫地推波助瀾，把他們徹底埋葬了。有人還說，今天搞和平建設，不能再延續過去那種打打殺殺的階級鬥爭為綱的哲學，而應該講中國傳統的“和”的哲學。事實是，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置於死地而後快的態度並不是“階級鬥爭為綱”的哲學激發的。不論社會主義國家是否奉行“階級鬥爭為綱”的哲學，西方都是堅持敵對的政治態度，並且從來沒有改變過。因此，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頭腦清醒，不應該相信什麽“慈悲為懷”的說教；也不應該認為換成“和”的哲學，西方敵對勢力就放棄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敵對態度，就改為“慈悲為懷”了。在當代世界上，是不能不加分析地對一切事物都采取“慈悲為懷”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講慈悲，而是無情的曆史事實曾經教育了人們，慈悲從來就是從屬於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運用。沒有通用的慈悲。我們不難看到這樣的景象：在各個大的寺院裏，常常有些腐敗分子、犯罪分子，也去燒香磕頭，求神靈保佑，有的還利用權力強占當地廟堂的所謂新年的“第一炷香”。那麽神靈會不會保佑他們呢？神在“普世的慈悲為懷”的原則麵前，應該不應該保佑這些社會的罪人呢？說得尖銳一點，神靈到底是應該對貪汙受賄的腐敗分子“慈悲為懷”，還是應該對受坑害的人民群眾“慈悲為懷”？神靈到底是應該對殺人犯“慈悲為懷”，還是應該對受害者“慈悲為懷”？無論幹了什麽損害他人的事情，隻要抱住“慈悲為懷”的原則就可以萬事大吉，那麽社會就沒有秩序可言，也沒有道德可言。在這些問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麽“普世”的東西。

    當然，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在解決人民內部思想問題的時候，“慈悲為懷”是適用的。這也不是古代的傳統的哲學教給我們的。共產黨人從來也沒有主張在人民大眾之間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毛澤東思想從來就反對這樣的做法。毛澤東思想講究的是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對犯錯誤的人也是提倡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而且，強調階級分析的觀點，也不是主張盲目蠻幹。毛澤東同誌對國際政治格局的把握，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偉大氣魄，扭轉了局麵，及時緩解了中美關係。即使是在“階級鬥爭為綱”的時期，國內整個社會的風氣也是好的。鄧小平同誌就說過，要把社會風氣狠抓幾年，爭取能夠達到五六十年代的狀況。這就是對那個時期的道德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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