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冬愛
題記：鄂北漢族，少小離家，青春做伴，入職華南高校。受粵地山川浸染，愛生活，尚自由。30歲初孕，當媽15年餘，苦樂參差，生兒未能育女，唯平生憾事。
大齡被“逼生”：做足功課，順應天然
我25歲結婚，比政府提倡的女性晚婚年齡還大了兩歲，可以享受15天的晚婚假期。作為大學教師，我並不需要這個，其時我正享受著教職生涯最美好的時光。沒有繁苛的考核，沒有填不完的表，窮途不必末路，清貧亦可樂道。假期未至，遠行的背囊早已拾好。“一家兩製”，讓我暫時不必為經濟躊躇，樂享旅途。女文青的光陰裏，沒有家長裏短，更不會和生兒育女扯上關係。
婚後第四年春節回家，我們一致感受到了親朋好友的異樣：欲言又止。窗戶紙，最後還是他心直口快的小姨捅破：“你們倆要不要去看看醫生？調理一下？”沒有比這更露骨的弦外之音了，一出“逼生”記激起我倆強烈反彈：一定要生個娃給他們看看。書生意氣如我，沒少走彎路，萬幸，一時頭腦發熱，卻做出了此生最正確的決定。在人生的節點，我們需要一隻推動搖籃的手。
雖然沒有生過娃，但趕過各類考場，我們相信萬事萬物是相通的，做足功課總沒有錯。歸納起來，我的備孕計劃和應試真是一樣的理：預習、複習、做錯題集，再來一個錦囊妙計。選好育兒寶典，是做好預習的第一環。日本兒科醫生鬆田道雄的《育兒百科》絕對是最佳之選，沒有之一。0-5歲嬰幼兒可能遇到的所有問題幾乎囊括在內，鬆田的解答不似一般育兒書，或紙上談兵，或模棱兩可，既總結臨床經驗，也辯證分析民間育兒習俗，如新生兒裹“蠟燭包”，是中國和日本民間都有的古老傳統，鬆田認為此習已不可取，保護好嬰兒腹部，解放手、腳更健康。如何給幼兒穿衣，相信也是困擾媽媽們的老問題，鬆田給出的建議格外與眾不同，他不是看天穿衣，而始終以母親為標準，母親穿多少，孩子少一件，因為幼兒體溫比母親一般高出1℃-2℃。莫紮特的音樂做胎教，也來自鬆田的推薦。《我變聰明了》是我孕期的主題曲，盡管來來回回聽了幾個月，但對胎教效果我並沒抱太大希望。孩子11個月大，我無意播放了莫紮特，輪到那首曲子時，“奇跡”發生了，到處亂摸的小兒先是“嗯”了一下，然後扶著電視櫃，掙紮著站穩，伴隨節奏扭動起來，顯然，這是孩子人生的第一次舞蹈。以後，無論何時何地，隻要胎教音樂想起，他的舞蹈立即跟進。今年15歲半的兒子，自稱對莫紮特無感，但一直保有對音樂的癡迷和非常出色的節奏感，我不知是否可以歸於胎教之功。
堅持慢走，利於順產，是身邊朋友的經驗之談。從確認懷孕之日起，我的慢走堅持了九個多月，每天繞校園兩大湖三次，一次不少於40分鍾，風雨無阻。但以我個人經曆，過於劇烈、疲勞的活動即使在懷孕早期也應避免。生娃的決定做出後，我給自己安排了遊泳、羽毛球、跑步，各種高強度體能訓練。一個月以後，實際造人成功，但早孕檢測試紙卻顯示未孕，出於對科技的過度迷信，我沒去醫院確認，直接切入此前的拉練模式。同時，準備了半年之久的律師資格考試也進入了倒計時。不知是鍛煉過度，還是過度疲勞，在律考最後一天，我開始出現流產先兆，血流不止，不得不住院保胎。
大齡初孕攤上這事，我心事重重。先生更是垂頭喪氣，不給一點好臉色。心情不好時，兩個人開始相互埋怨。表麵上，我們雄心勃勃，協力往前走，但在內心深處，無論他，或我，都沒有真正做好做父母的準備。對流產的恐懼、對未來的擔憂，清晰地寫在我臉上。慶幸的是，我遇到了生命中的貴人。
劉醫生，年齡和我相仿，或許再小些。看起來很文氣，聲音柔和，但語氣堅決。第一次查房，一句話就搬走了我所有的壘塊：“生育是女人的天性，別人都可以，就你不行？”她當即勸我出院，回家安胎，順應自然。隨後持續四個月的早孕反應，讓我胃口不佳，但平穩度過流產危機，身體反而感覺到從未有過的輕鬆。
母親專程從老家趕來照顧，從鍋碗瓢盆中解脫的先生，開始發揮黃岡學霸的優勢，每晚散步的功課，盡督促、陪護之責；上窮碧落，四麵開花，構想、征集幾十套孩子的命名方案；總結各式過來人的現身說法，好的經驗，負的教訓，或收歸“錯題集”，或納入“錦囊妙計”。例如，進產房，務必帶上一盒巧克力、兩罐健力寶（當時若有紅牛維生素，我相信一定是紅罐的天下），據說是生產過程中補充能量的最佳神器。而這還不是最最緊要的，一定要設法與醫院“溝通”，讓丈夫和“能量”一起進產房。事後證明，這些功課多有先見之明。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醫院尚不能接納丈夫陪進產房，至少不見於公開的報道。我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在與新生命相遇的美好時刻，“爸爸”全程陪伴，見證分娩痛苦，產床邊喂食、鼓氣，是助我完成順產的重要支撐。
20世紀90年代，國內醫院剖宮產率居高不下，我的“高齡/高危”順產也常常被身邊朋友稱為“奇跡”。懷孕前，我有幾年早搏病史，伴隨孕程，心髒負擔加重，兩回產檢因心動過速還吸氧兩次。轉入大醫院產檢時，經驗老到的校醫幾乎是確鑿無疑的口吻：“你個頭小，心跳快，孩子偏大，要做好剖宮產準備！”產檢單上的六個字“高齡/高危產婦”如利劍高懸，陡然加劇了我的心理負擔。預產期過後兩天，稍有見紅，我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送進醫院。趕上龍年生育的高峰，床位和醫生、護士一樣緊缺，在過道挨了一整天後，晚上8點，終於有醫生來過問我了，簡單檢查後，扔下一句話：剖宮吧，理由是保證母嬰安全。因為早有心理準備，我當即表示願意手術。但一向衝動的先生卻變得謹慎起來，當著我的麵，他撥通了幾個醫生同學的電話，聽取了“專業”意見後，他同意我的決定。隨後，我的待遇立馬升級：護士長設法為我“騰”出一個床位，護士們馬不停蹄，測血壓、量體溫、抽血化驗，術前準備有條不紊。氣氛逆轉是在麻醉科醫生到來之後，當被告知各種可能的手術風險時，我們又猶豫不決了。醫生留下知情通知書離去，並提醒我們：盡快回複，大半夜的沒人給你做。先生一言不發，跑到外麵狠狠地抽煙。為另外兩個人的生命簽字負責，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多年以後，當我也麵臨類似困境--為父母、為兒子手術“畫押”，我才有深刻的體會，他當年該經曆了怎樣的無助與煎熬？但這樣的代價，也正是一個男孩成長為男人、父親，必不可少的熱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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