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初，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有針對性地發了一通脾氣，說：《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在全國發生了很大影響，各地報紙、大小刊物都登載了，是“個人崇拜”“崇拜偶像”，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沒想到反冒進時不僅脫離了各省，而且脫離了多數的幹部！
1月11日至2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華東、中南等地區九省二市領導人參加的南寧會議。毛澤東在開會的頭兩天以反對分散主義為話題批評了國務院的工作後，又尖銳地批評了中共中央一些領導人實事求是地糾正經濟建設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冒進“錯誤”。他說：不要再提反冒進這個詞。反冒進使六億人民泄了氣，這是政治性、方針性問題。“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誌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50米遠了！”1956年那篇反冒進的社論格子沒有劃好，一個指頭有毛病，九與一之比，不弄清楚這個比例關係，就是資產階級的方法論。看問題要分清主流與支流、現象與本質。反冒進是“攻擊一點，不及其餘”。
南寧會議開會時，周恩來正在北京忙於接待也門共和國王太子巴德爾。13日，當周恩來趕赴南寧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時，毛澤東仍在猛烈抨擊反冒進。16日上午，毛澤東在發言時拿著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文章，對周恩來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不寫得出來？接著，他又說：上海有100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工業總產值占全國1/5，資本主義從上海產生，曆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的文章。
周恩來檢討說：這是一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
毛澤東接連不斷的聲色俱厲的批評，使會議氣氛異常緊張，更使反過冒進的人坐臥不寧。與會者大都弄不清楚毛澤東為什麽會發這麽大的火！這時，耳聞目睹了毛澤東批評的周恩來，更明白問題的嚴重性。從到達南寧的這天起，他幾乎天天都約請參加會議的中央和地方的領導人談話，了解情況，征求意見，開始準備檢討反冒進“錯誤”的發言提綱。周恩來於19日上午飛廣州會見外賓後馬上折回南寧，在尚未適當休息的情況下，便在晚上8時召開的會議上做了檢查。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批評中涉及到的問題，檢討說：反冒進是一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這個錯誤之所以產生，是由於沒有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生產關係變革後將要有躍進的發展，因而在放手發動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表示畏縮，常常隻看見物看見人，尤其是把許多個別現象誇大成為一般現象或者主要現象。“這是一種右傾保守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他表示：“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由於周恩來相忍為黨，顧全大局，主動承擔了責任，未對毛澤東脫離實際的批評作任何解釋和申辯，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會議的緊張氣氛，未使事態向惡性方向發展。但是，南寧會議的反反冒進，卻促進了中共黨內急躁冒進左傾思想的急劇膨脹。這時，周恩來處在兩難的矛盾狀態中：一方麵，他要在一般原則上和其他領導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澤東提出的爭取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構想，並檢討反冒進“錯誤”；但另一方麵，作為一個具有清醒頭腦的共產黨人，他在對經濟建設的指導上又盡可能要堅持穩重與謹慎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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