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同樣強調紀律問題。江澤民指出：“黨的紀律極為重要。它的政治作用，就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保證黨的綱領、路線和任務的實現。如果容忍和聽任黨組織或黨員無視組織紀律，為所欲為，那麽，我們黨就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就會喪失戰鬥力，甚至瓦解。”
（2）黨的紀律是紀律與自由的統一
關於什麽是工人階級政黨的紀律，列寧曾下過一個定義。他說：“我們不止一次地從原則上給工人政黨的紀律的意義和概念下了定義。行動一致、討論自由和批評自由——這就是我們的定義。”理解列寧給出的定義，應當把握好以下幾點：第一，黨的紀律是為了保證全黨行動一致。如果黨沒有嚴格的紀律，那就無法保證行動一致；如果沒有行動一致，黨領導的事業就不會取得成功。第二，黨員的自由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具體的自由，當時主要是指討論自由和批評自由。黨員的自由被黨章規定下來便成為黨員的權利。黨員的自由或權利是黨內民主的基礎，也是黨內民主的表現。第三，黨的紀律和黨員的自由並不矛盾，它們互相促進、互相保證。黨內有了討論自由和批評自由，真理就會越辯越明，意見統一，行動一致就比較容易實現，從而促進和保證了黨的紀律；黨內有了嚴明的紀律，黨員的自由便有了保障，因為討論自由和批評自由本身就是黨的紀律，破壞討論自由和批評自由的行為會受到黨紀處理。
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馬列主義關於紀律與自由關係的基本思想。毛澤東認為，紀律與自由不可偏廢，缺一不可。1957年，毛澤東對黨和國家的政治局麵的理想狀態進行了描述：“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陳雲認為，“無產階級政黨應該是一個最有紀律的黨，也是一個最講民主、最講自由的黨”。他還說：“堅定的革命者視紀律為自由。”在1985年3月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更為明確地表述了紀律與自由的關係，他說：“紀律和自由是對立統一的關係，兩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
（3）在紀律與自由的問題上要堅持兩點論與重點論的統一在紀律與自由的關係上做到絕對平衡，是不現實的。一般情況下，總是根據局勢的變化在一個時期比較強調紀律，而在另一個時期比較強調自由。在紀律與自由的問題上堅持重點論是正確的，堅持重點論也就是堅持兩點論。但這裏有個“度”的問題，掌握不好這個度，重點論就會變成一點論。正如鄧小平所說，“問題都在於‘過分’”。因此，當我們在強調紀律的時候，千萬不能忘記還有自由；當我們強調自由的時候，千萬不能忘記還有紀律。如果一味地強調紀律，黨內就會缺少自由和民主的全氣，黨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就得不到較好地發揮，造成思想僵化、死氣沉沉，同時也會助長黨內的家長製作風；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自由，黨的組織內就可能出現各行其是、各自為政的現象，導致軟弱渙散，甚至喪失戰鬥力。鄧小平曾經指出：“一個黨如果允許它的黨員完全按個人的意願自由發表言論，自由行動，這個黨當然就不可能有統一的意誌，不可能有戰鬥力，黨的任務就不可能順利實現。”
在紀律與自由的問題上堅持重點論，首先要對當前的局麵有個準確的把握，弄清楚當前到底應該強調紀律還是應該強調自由，和在哪些方麵強調紀律、在哪些方麵強調自由。1985年鄧小平曾指出，現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沒有理想、沒有紀律的表現，比如說，一切向錢看。有的黨政機關設了許多公司，把國家撥的經費拿去做生意，以權謀私，化公為私。對這些違反紀律的現象就要堅決整治，在這個時候、在這些問題上就需要強調黨的紀律。在這方麵，蘇共的教訓很值得我們深思。蘇共從勃列日涅夫時期開始，黨內的紀律就比較鬆弛了。而蘇共對這種情況無能為力，特別是黨的一些領導幹部甚至是高級領導幹部帶頭破壞黨的組織紀律、政治紀律，終於導致了蘇共組織渙散、癱瘓，直至解體。
（4）領導幹部要帶頭維護黨的紀律
加強黨的紀律，最重要的是真正做到紀律麵前人人平等。黨的紀律不是給部分黨員製定的，而是給所有黨員製定的；強調黨的紀律也不是少數黨員對多數黨員強調紀律，而是黨的組織對所有的黨員強調紀律。紀律能否真正發揮作用，就在於紀律能否被一體遵循；而紀律能否被一體遵循，關鍵就在於黨的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能否以身作則，帶頭模範地遵守和執行黨的紀律。普通黨員違反了黨的紀律，比較容易糾正；而黨的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負責人如果違反了黨的紀律，就很難糾正，而且也容易給黨的事業造成較大的損失。因此，如果說在加強黨的紀律方麵有什麽側重點的話，那麽這個側重點就是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盡管我們強調紀律麵前人人平等，但黨的組織對領導幹部應該比對普通黨員有更為嚴格的要求，領導幹部自己也應該嚴於律己，帶頭維護黨的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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