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4月27日至5月10日，為了挽救革命的危機，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五大”。在由80名代表參加的這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38個代表發言批評總書記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的路線。瞿秋白把自己寫的批評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右傾機會主義理論和政策的書《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在大會上分發給大家。在這次會議上，陳獨秀也不得不承認了一些錯誤。大會沒有對土地革命、武漢國民黨、黨的武裝鬥爭問題作出決議，所以沒有能夠完成挽救革命的任務。大會對陳獨秀錯誤的性質也缺少深刻的認識，陳獨秀仍然當選為黨的總書記。但當時黨內可以開展民主爭論，說明黨內還有民主可言。這些討論和爭論，對糾正陳獨秀的錯誤路線做了思想上的準備。
應該說，正是在民主集中製和黨的民主監督機製的作用下，黨的“八七會議”才徹底糾正了陳獨秀的錯誤路線。為了審查和糾正黨在大革命後期的嚴重錯誤，中共中央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嚴峻的現實麵前，陳獨秀離開了黨的領導崗位。黨的“八七會議”總結了陳獨秀在黨內推行家長製作風的教訓，強調了黨的民主監督機製的重要性。這次會議通過的《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指出：“中央所以陷於機會主義如此之深而能決不受警戒的去執行這些機會主義的政策，其原因之一，便是黨內情形的不好。中央以前受不著群眾的監督，不向群眾報告，不提出黨的政策交一般黨員討論。黨裏麵完全是宗法社會的製度，一切問題隻有黨的上層領袖決定，而‘首領’的意見不但應當認為是必須服從的，而且總以為是無置議的可能，無論如何都是對的。這種執行之下，黨的民權主義完全變成空話。”主要的教訓就是“沒有黨內生活，沒有黨內的輿論，沒有對於指導者的監督，沒有黨員群眾對於指導者的督促”。文件的最後提出了加強黨的民主建設、實行集體領導的決議：“雖然政治的壓迫非常之嚴重，也必須實際實行黨的民主主義，使黨的政策直到黨群眾之中討論；在下級黨部建立各級黨部集體的工作，以促成集體的指導。”我們黨能夠糾正當時中央的錯誤路線，明確提出加強民主監督和集體領導，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可見，貫徹了民主集中製，有了民主監督的製約機製，路線決策時就能夠正確地集中各種有益的意見，即使出現了路線錯誤，也比較容易糾正。
黨的民主生活不正常始於1927年11月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以會議通過的《政治紀律決議案》為標誌，開始了以政治紀律為手段推行錯誤路線的先例，在黨內搞“懲辦主義”，嚴重破壞了黨內民主，使民主監督無從談起。這樣的狀況延續了將近八年的時間。這個時期，在瞿秋白等同誌主持下，濫用組織手段對不同意見進行打擊，追究個人責任，動輒撤職，大批地處分人。凡是對當時的“左”傾路線持不同意見的，就要進行懲辦。黨內出現這種現象是有當時的原因的。1930年3月，由於周恩來赴莫斯科匯報，向忠發缺乏領導能力，中央的實際領導權落在當時的中央常委、宣傳部長李立三手裏。李立三不但製定了錯誤的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計劃，還在黨內提出“黨的組織軍事化”的口號，在革命的重大問題上獨斷專行，使黨內政治生活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態。在這種氣氛下，黨內基本上不允許講不同意見，講了就要撤職。惲代英就是因為發表不同意見被撤職的。何孟雄在曆次會議上堅持批評李立三，後來也被處分。這種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的做法，嚴重破壞了黨內民主監督。以政治紀律壓製不同意見的行為，不但延長了錯誤路線危害的時間，而且使黨的力量遭受了嚴重的內耗和極大的損失。這個教訓十分深刻。
黨內民主和民主監督遭到最大破壞是王明路線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從1931年1月黨的六中全會王明取得中央最高領導職位，直到遵義會議糾正他的路線錯誤，王明在黨內推行其錯誤路線長達4年多時間。由於王明踐踏了黨內民主，一意孤行推行其“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路線，給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在王明路線時期，黨內民主生活最不正常。宗派主義的勢力借助於黨的政治紀律的力量，公開打擊黨內持不同意見的同誌，派出所謂“鬥爭幹部”接管各根據地的領導權。這不但打擊此前犯了“左”的錯誤的同誌李立三、瞿秋白，而且連反對立三路線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也被打擊。劉少奇同誌也因為反對王明路線而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被撤消了中央職工部部長和全總黨團書記的職務。毛澤東同誌也在1931年11月的中央根據地第一次黨代會上被撤消了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次年10月又被撤消了紅軍總政委的職務。他們在福建發動了反對所謂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在江西發動了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同誌的殘酷鬥爭，鄧中夏、劉誌丹也都遭受無情打擊。同時，在這條錯誤路線指導下，他們在蘇區大肆清查和抓捕所謂“AB團”，搞所謂“肅反”，逮捕和殺害了許多根據地的創始人和黨政軍骨幹上萬人，紅軍隻剩下4萬。在黨內，重大問題不允許討論，對不同意見的同誌，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因此，黨內形成了隨聲附和，盲目服從的狀態。黨內對路線決策的製約力量被破壞了。有的黨史專家發現，那時發布的中央文件都是重複的話多，沒有生氣。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下，誰也不敢發表不同意見。這樣黨就必然不斷重複曆史上出現過的錯誤。無窮的重複錯誤而不能改正錯誤，黨就不能成長壯大。不恰當地進行反傾向鬥爭，扼殺了黨的生機和活力。
在此期間，時任中共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張國濤，在自己主管的範圍內積極推行王明路線，並主持開展錯誤的“大肅反”，迫害和殘殺不讚成他的錯誤觀點的領導同誌。黨的一些創始人和革命的知識分子有上萬人被殺害。錯誤的路線、不正常的黨內生活，使得許多好同誌為此流了鮮血、獻出了生命。把黨內鬥爭視為敵我鬥爭，采取對敵鬥爭的手段，這對黨的破壞是嚴重的。之後，毛澤東同誌總結了這個教訓，提出了黨內鬥爭要“大部不抓，一個不殺”，把人的生命留住的原則。
遵義會議是按照民主集中製的辦法解決問題的一個典型。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是黨中央總負責人博古、前蘇聯顧問李德和紅軍總政委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長征的開始和一連串的錯誤，使黨和紅軍處於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在這個關鍵時刻，黨內民主監督的力量發揮了拯救革命的作用。在緊要關頭，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事先進行了醞釀和磋商，由王稼祥提議，得到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的支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在會上，博古做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報告，把失敗的原因歸於敵人力量強大等客觀原因。周恩來做了副報告，不同於博古的報告，他認為失敗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直接批評了博古和李德。當時具有中央宣傳部長、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身份的張聞天做了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直接揭示了王明“左”傾路線導致失敗的事實。具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的毛澤東做了長達一個小時的發言，不但批評了王明“左”傾路線，並且直接批評前蘇聯顧問李德在軍事上的包辦主義。為了爭取黨內多數同誌的理解和支持，毛澤東避開對政治路線下結論，而集中在軍事問題上單刀直入，贏得了黨內絕大多數同誌的擁護。朱德、李富春、聶榮臻都支持毛澤東的意見。遵義會議以後，在不同意見的激烈爭論中，確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指揮小組。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中國紅軍和革命事業從此從勝利走向勝利。當時，如果強調政治局服從總負責人的意見，或強調服從前蘇聯顧問的意見，如果不允許黨內不同意見的討論和爭論，中國革命事業早就完結在遵義了。正是黨內民主的作用，正是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人在黨內堅持民主集中製，才有了正確路線的抉擇，才能取得日後的輝煌。
為了深入研究黨的曆史，總結整風運動的成果，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於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整整開了一年，在中央領導集體方麵，大體上形成了五大書記的政治局。全會共召開了八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會議充分發揚了民主，強調解決過去的問題，不是通過鬥爭，而是通過學習、討論、批評和自我批評，並把黨內的民主推廣到解放區的政權建設。這是成功的經驗。
這次全會不但為黨的七大做好了準備，在毛澤東同誌的主持下，黨內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生活規則。正如這期間召開的“七大”預備會上，毛澤東同誌所講的：“團結得像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家庭是有鬥爭的，新家庭裏的鬥爭，是用民主來解決的。我們要把同誌看成兄弟姊妹一樣，從這裏能得到安慰，疲勞了，可以在這裏休息休息，問長問短，親切得很。……但對犯錯誤的同誌要有好的態度。家庭裏是很少有開除家籍的事情的。”毛澤東同誌對黨內民主監督機製建設的自覺性來自於他對黨的思想和組織建設形勢的冷靜估計。他認為：“現在黨是比過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會有的。”正是在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和監督機製的作用下，我們黨才製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實現了全黨的團結，取得了解放全中國的偉大勝利。
3.毛澤東領導加強黨內民主監督製約機製的理論與實踐
黨內確立了毛澤東同誌的領導地位以後，民主集中製執行得比較好。黨內又有了民主監督的條件。雖然毛澤東在晚年有錯誤，但從一定的意義上說，他是執行黨內民主集中製的典範。重大的問題毛澤東同誌都同中央集體討論。美國當年在延安的觀察員，與毛澤東同誌談話長達8個小時。他發現，在重大問題上，毛讓劉、周、朱分別講話。這位觀察員深有感觸，把這一現象與蔣介石隻一個人講話、別人不敢講話的情況做了比較。他覺得還是毛澤東民主。直到1944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政治局的成員還是王明時期選出來的。毛澤東同誌善於團結反對過自己並被事實證明反對錯了的人。
從七大到八大，黨內的民主生活是正常的。毛澤東帶頭執行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在決策中注重聽取各種不同意見，弘揚黨內民主作風。這個時期即使出現一些錯誤，在黨內可以討論，因此便於糾正。
新中國建立後，黨內民主生活正常，黨內重大政策的決策經過了比較充分的討論。1950年6月，在土地改革過程中需要製定對待富農的政策時，黨內存在著對富農政策的不同看法。為了保證決策的正確性，毛澤東不但征求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意見，而且還致電各中央局，要他們組織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將讚成和反對的意見收集起來迅速電告中央，以憑考慮決策。”後來，又把這一問題放到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和政協會議上充分討論。由於充分發揚了民主，集思廣益，毛澤東和中央對這一問題的決策最後達到完全一致。許多專家認為，這是毛澤東進行“民主決策的一個範例”。在中央最後確定的穩健而正確的方針指導下，土地改革運動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抗美援朝的決策也是經過了黨內充分民主討論的。在決策抗美援朝的過程中，是否派出誌願軍同美軍作戰，是一個牽動全局的大事。在這樣的重大問題上，毛澤東更是充分發揚民主，認真聽取各種不同意見，通過民主集中製的途徑，使自己的正確主張被領導集體接受。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由於多數人不讚成出兵，毛澤東便把早就慎重擬好了的給斯大林的電報擱置下來，而把大多數人不同意出兵的意見，轉告斯大林。接著，毛澤東又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討論出兵問題。會上仍然是多數人不讚成出兵。毛澤東讓大家把不利於出兵的理由都講出來。他聽了不同意見後，進行了說理的工作，他說服大家：“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於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樣說，心裏也難過。”經過三天的會議，充分發揚民主，毛澤東盡管有自己的主張，仍然聽取各種不同意見，然後再說服大家。這個決策過程是艱難的，但又是十分民主的。對於這個決策，彭德懷曾經做過這樣的評價：抗美援朝“這個決心不容易下，這不僅要有非凡的膽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對複雜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斷力。曆史進程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確。”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主席決定誌願軍入朝之舉，實是萬分英明的、有遠見的決定，事至今日則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當時要讓我來決定，我則會偏於‘苟安’！誠如主席所說，不僅要近視、短視，還要而且必須遠視、長視。決不可以眼前的，忽視了前途、遠景！‘高瞻遠矚’蓋即指此也。”《毛澤東傳》的作者在評論這一曆史決策時寫道：“抗美援朝戰爭，是毛澤東軍事藝術、國際戰略乃至治國方略中的絕妙之筆。”這樣的評價是符合事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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