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黨的事業來說，黨的路線正確與否，決定黨的事業興衰成敗。黨的路線的正確性，不能隻寄希望於個別領導人個人素質的健全，最根本的是靠黨內民主監督機製的製約。隻有黨內民主監督機製切實有效，才能真正集中黨內的正確意見，保證路線決策的科學性。因此，黨內民主監督切實有效是保證黨製定和執行正確路線的關鍵。對此，我們必須在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有一個清醒、科學的認識。
1.黨內民主與民主監督機製的關係
黨內民主的健康發展是無產階級政黨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民主監督機製的功能就是保證黨內民主的正常進行，使得黨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形成正確的路線。這涉及黨內民主與民主監督機製的關係問題。
民主與監督的關係是一個必須首先弄清楚的重要問題。從民主的本意上說，民主本身就包含有監督的功能，監督是民主的一種表現形式，是民主的組成內容，同時又是實現民主的保證。沒有監督的民主是無效的民主；沒有民主的監督也不能形成真正的監督。真正的民主，必然具備有效的監督功能，真正的監督必須具有民主的基礎。人們往往可以從監督的有效性來判斷民主形式的真實程度，也可以從民主的實際進程來判定一定的監督機製的水平。民主與監督的關係，就是這樣密切聯係、互為前提的辯證關係。
民主與監督的良性運行關係，必須以製度為載體。沒有製度的保證，民主與監督的良性運行就無法展開。在現代社會，經過漫長的政黨製度的發展，真正體現民主與監督的良性運行的機製是無產階級政黨實行的民主集中製。在政黨發展曆史上，這是最科學、最先進的政黨民主監督製度的表現形式。
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政治製度是按照民主集中製原則組織的，這正是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的組織原則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體現。但是，如何體現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先進性和科學性，如何在實踐中把民主集中製真正貫徹好，特別是建立健全黨內的民主監督製約機製，仍然是沒有完全解決的重大課題，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推進。在一定意義上說，民主集中製能否實現其自身的功能，取決於民主監督機製的建設和實行的情況。
黨內民主監督機製是黨實現科學決策的保證。黨的決策科學與否是決定黨興衰成敗的大問題，黨的路線決策是其中最重大的問題。在奪取政權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是如此。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必須遵循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往複的無限展開的過程。正確路線的製定和決策也是這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靠英明的領導人個人是不能永久地保證正確路線的決策的，因為任何天才人物、英明領導，都難免會出現錯誤和失誤。從嚴格意義上說，從來就沒有什麽一貫正確的人和一貫正確的決策。因此，如果沒有民主監督機製的製約，黨內民主得不到發揚，一個政黨就很難製定正確的路線，很容易出現決策失誤。這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製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所以，要製定出好的路線，就必須具有民主監督的機製。隻有實現了民主監督，才能保證無產階級政黨永遠前進在正確路線的軌道上。
黨內民主監督機製是充分調動黨內一切積極因素的保證。黨內集中了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他們對所從事的事業真有極高的獻身精神和敬業精神，存在著極大的曆史主動性和創造性的潛力。為了把黨內這種潛在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必須實現有效的監督製約機製，創造一種讓人說話和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氛圍和條件。毛澤東同誌曾經精辟地指出，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關鍵在於黨的生活的民主化。他說：“所謂發揮積極性，必須具體地表現在領導機關、幹部和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於和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沒有這些，所謂積極性就是空的。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於黨內生活的民主化。”發揚黨內民主、實行監督，成為調動全黨積極性的杠杆。對於涉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大問題，要讓黨的全體成員都進行思考，而不是隻有一個人在思考。在黨的領導集體內部，無論是哪一級的決策集體，決策的權力都不能集中到一個人，而是由領導集體內部能夠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各個成員共同享有。因為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一個人的智慧畢竟是有限的，在一個決策集體中，一個人說了算，是非常危險的。毛澤東同誌曾經批評過這樣的現象：“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隻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於複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製的‘班長’。”隻有形成一種人人敢於講真話的氛圍，把全黨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才能保證黨的正確路線、方針的製定和執行。
黨內民主監督機製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保證。黨的團結統一是黨的生命，是黨的力量所在。黨的組織路線是體現黨的政治路線的一個重要方麵。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是每個共產黨員的神聖責任，而黨的團結統一，必須在具有良好的民主監督的條件下才有可能保持久遠。如果黨內壓製不同意見，不允許或沒有實行民主監督，黨內的不同意見不能發表出來，就必然會導致黨內的小組織活動，甚至會釀出黨內的分裂活動或政變式的暴烈衝突，那樣，黨的團結統一就是一句空話。
黨內民主監督機製是黨不斷純潔自身隊伍、防止階級異己分子侵害的保證。純潔黨的隊伍，主要的手段就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開展群眾性的整風運動。在各個不同的曆史時期，毛澤東同誌一貫注意解決黨內成分不純和作風不純的問題。毛澤東同誌認為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采取民主的辦法進行監督。他指出：“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黨內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徹底地揭發各地組織內的離開黨的路線的錯誤思想和嚴重現象。”麵對黨內存在的各種不純正的思想，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毛澤東同誌指出：“幾年來的整風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這些不純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糾正。今後應當繼續這種工作，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開黨內的思想教育。”
民主集中製的製度包含了民主監督的功能。但是要真正集中黨內的正確意見，需要機製來保證。在中國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民主監督製約必須在民主集中製的原則下形成具體的製度或機製，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民主集中製是世界政黨史上最先進的黨內組織製度，但從宏觀的曆史的角度看，目前它還處於不夠成熟的階段。特別是在我國的社會曆史背景下，行政權力對民主權利的製約和腐蝕是嚴重的，常常表現為民主不夠。毛澤東同誌說：“由於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生產的家長製占優勢的國家，又在全國範圍內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這種情況反映到我們黨內，就產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舊的社會意識和習慣勢力的影響，不僅過去，直到現在仍在嚴重地侵蝕著我們的幹部和黨員的思想，使得民主集中製常常流於形式，而出現民主不夠的現象。在我們黨成為執政黨的情況下，民主監督機製建設將更加緊迫，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自覺和重視。
不僅如此，毛澤東同誌還把民主監督機製的建設提升到能否找到超越一切剝削階級舊製度的新出路的高度。毛澤東同誌在與黃炎培先生的談話中說，黨內民主與民主監督機製是新的曆史階段中國共產黨人找到的跳出政權興亡周期律的唯一道路。
2.黨內民主監督製約機製與推進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黨內民主和民主監督問題不是孤立的。在黨的曆史上，政治路線正確的時期，民主集中製就貫徹得較好。因為自信，就比較願意聽取不同意見，民主監督就會體現得較好；政治路線出了問題的時期，就必然歪曲和閹割民主集中製，拋開民主監督，甚至離開民主片麵強調集中，壓製不同意見，破壞黨內民主。換一個角度說，黨的建設的曆史也表明，什麽時候民主集中製貫徹得較好，民主和監督的關係處理得較好，黨就有活力，黨的路線就正確，革命建設事業就順利發展，即使有了錯誤，也比較容易發現和改正；什麽時候民主集中製貫徹得不好，黨內生活就不正常，路線決策就容易出現較大的失誤，革命和建設事業就容易受損害，出現錯誤一般也較難改正。
從權力的行使來說，不受監督製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同樣，從黨的重大決策特別是黨的政治路線決策方麵來說，不受監督製約的權力，必然使黨走向危險的方向。所以，發揚黨內民主，加強民主監督機製的建設，是保證黨正確決策的關鍵環節，是保持無產階級政黨旺盛生命力的關鍵環節。
在我們黨建黨初期，黨的正式文件中就規定了實行民主集中製的原則。1922年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第12條就提出：“凡屬國際共產黨的黨，必須建築於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權的原則之上。”1927年6月正式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在黨章上規定：“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製”，“按照民主集中製的原則在一定區域內建立這一區域內黨的最高機關”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初步確立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的基礎上，黨內的政治生活應該說還是比較正常的。當時黨的總書記陳獨秀在1923年12月1日在《前鋒》第二號寫了《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文章，貶低中國工人階級的曆史地位和政治作用，提出國民革命的領導責任應當由資產階級擔任。他認為：“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鬥爭之需要與可能，而且連一般的政治鬥爭之需要甚至於連自己階級的經濟鬥爭之需要都不曾感覺的工人也並不是少數。”“工人更是質量上數量上都還幼稚，所以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在當時黨內基本正常的氛圍下，黨內持不同意見的同誌敢於針對總書記的錯誤言論進行批評。當時，陳獨秀雖然搞家長製式的領導，但畢竟還不得不允許別人批評他。1924年11月，鄧中夏就寫了《我們的力量》一文，全麵批評陳獨秀的觀點。文章發表在當時的黨刊《中國工人》雜誌上。這篇文章針對陳獨秀所說的中國的工人階級數量和質量都還幼稚的說法，進行了充分反駁，結論完全與陳獨秀相反：“老實說罷，中國將來的社會革命的領袖固是無產階級，就是目前的國民革命的領袖亦是無產階級。”“隻有無產階級有偉大集中的群眾，有革命到底的精神，隻有它配做國民革命的領袖。”這篇文章公開地摘引當時總書記陳獨秀的文字，進行批駁。這在當時被全黨看作很正常的事情。因為，總書記個人的文章畢竟不是黨的決議，也不能視為黨的決議，應該是允許批評的。
在大革命爆發後，黨的路線出了問題，陳獨秀拒絕利用當時有利條件掌握革命的武裝。當國民黨新右派開始拋棄孫中山三大政策而危害革命時，陳獨秀在1926年12月召開的漢口特別會議上，仍然強調在黨外反對右傾，在黨內反對“左傾”的口號。當時，陳獨秀把黨內出現的個別“左”的做法誇大為主要矛盾，甚至把正確的做法也說成“左傾”。這表明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加上陳獨秀推行家長製的領導作風，排斥黨內和黨員群眾的監督，使得黨的路線出現重大失誤。1927年1月隨著國民革命政府遷都武漢，吳玉章、毛澤東、惲代英、澎湃、瞿秋白、劉少奇、林祖涵、董必武、方誌敏等大批革命傑出人物聚集武漢，他們主張抵製右傾投降主義策略，把工農運動推向新的高潮。3月，毛澤東同誌旗幟鮮明地支持農民運動、批評右傾機會主義的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黨的刊物《戰士》周報上發表。惲代英不顧總書記陳獨秀的反對，在《中國青年》雜誌刊登毛澤東同誌的這篇著作。當時負責黨中央宣傳工作的瞿秋白同誌還為該書寫了序。看來，當時陳獨秀雖然為總書記，卻顯然不能一手遮天。黨內基本的民主氛圍還是有的。因為有這種民主監督的因素，就為正確地解決黨的路線問題奠定了基礎。由於黨內民主監督的要素仍然存在，黨內的積極因素就逐步戰勝了陳獨秀的錯誤的路線和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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