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吆喝是民俗文化中的重要組成，它代表了一個地區，一個民族，一段時空，乃至社會的一段曆史現象。
什麽是文化，我們先來看詞典裏的解釋：
其一。“文化是一個群體（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民族、企業、家庭）在一定時期內形成的思想、理念、行為、風俗、習慣、代表人物，及由這個群體整體意識所輻射出來的一切活動。”
其二、“傳統意義上所說的，一個人有或者沒有文化，是指他所受到的教育程度。”
詞條最後補充道“後者是狹義的解釋，前者是廣義的解釋。另有人以此為名。”
那麽吆喝是不是在這種文化範疇之中呢，我認為吆喝完全符合這種對於文化詮釋。其中廣義上的“行為、風俗、習慣、代表人物”在老吆喝裏都有所體現，這個不用置疑。吆喝本身就是一種商業行為，比如它的宣傳性。其中也不乏有自己行業的代表人物，比如“北大關丁大少的糖堆”。吆喝更不能脫離當地的風俗，比如天津女子喜歡染紅指甲，喜歡戴鮮花。至於“習慣”，那就更應該有所體現了，比如漢族食品和清真食品的區別，大家都聽過相聲藝人學唱京津兩地的賣包子，同樣一種食品，漢族和清真貴教的吆喝大不相同。即便是作為上層領域的“思想、理念”這兩項，我們也不必生拉硬拽就可以用來解釋老吆喝，“思想”就是當時作者的所思所想，也就是創作動機，比如“蘿卜賽梨”、“栗子味的烤山芋”等等。“理念”就是相對於那一位商販，或者那一類商販的經營之道，比如“稱平鬥滿”、“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天津衛年貨市場的“年年在此”等等。
天津自1404年建城設衛到今天，隻有區區六百年的曆史，但是，天津作為一個沿海城市，經曆了太多太多的曆史變遷。同是“津味吆喝”但也是各有千秋，味道也是不盡相同，刻下了當時的社會烙印。這與天津商業中心的不斷變遷有著密切的聯係，與天津的“方言島”也有內在的聯係。
從天津建城到明朝消亡，乃至到庚子之前，天津的繁華鬧市集中在北門外的北大關、侯家後、估衣街、以及老城周邊。八國聯軍占領天津之後，這一帶的商業、飲食業、服務業遭到了重創，加之“壬子兵變”的再次打擊，使這一帶的繁華日漸蕭條，一蹶不振，商業鬧市向新興的南市地區轉移。到了上世紀的30年代末，由於日軍占領天津和1939年大水災的影響，毗鄰日租界的南市大傷元氣，從而商業中心轉移到租界區，也就是原來的法租界，今天的勸業場、以及小白樓一帶。商業區的興盛繁華，至使商販趨之若鶩，商販的集中也意味著吆喝聲的集中，天津還不同於其他地區，其他地區一般都是販夫走卒沿街叫賣，而天津的一些中小型的店鋪，往往也會站街吆喝叫賣。比如南市白傻子布鋪的賣布頭、比如估衣街的唱賣估衣，甚至糕點鋪都會吆喝招攬顧客，每逢到了正月裏，糕點鋪都在店門前搖元宵，搖元宵是大笸籮，江米麵抖起來兩三尺高，元宵餡好個兒大，數元宵的時候，夥計一把抓四個，四十個一兜，一邊數，嘴裏一邊唱“一呀來個兩來個，三個四個五來個。”再比如老戲園子的“瞧一瞧看一看，真刀真槍玩了命地幹啊”，大家都聽侯寶林相聲中有這段吆喝，或許認為是藝術創作。實際上，在我采訪一些老人時他們也講到了這個現象，咱天津就確有其事。
天津著名的社會學家、民俗大家李世瑜先生，曾經提出了天津以舊城為中心呈等腰三角形，存在一個“方言島”的概念。他說“過去自己住在西頭梁家嘴，從小就注意到一個事實，在他家的那些男女傭人，串街走巷做小生意的，賣青菜、西瓜的，掏糞的……都不說天津話。李老問過他們說的是什麽話，他們不是說楊柳青、靜海縣，就是說海下、鹹水沽，要麽就是武清縣、白洋澱……”。同樣，我小的時候也對此提出過疑問，老人們回答說，海河十八道灣，灣灣口音不同。再加上我們上麵所說的由於旱災、水災逃難逃荒落腳天津的外地人，以及當年闖關東路過天津、居留此地的河北、山東一帶的外來人口，和天津久遠的漕運曆史、以及存在九國租界的現實，這些元素都已經注入到天津的商業文化之中，成為了天津民俗文化的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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