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從北京開來的特快列車，呼嘯著駛入上海站。
硬席車廂如同筷子籠似的，擠滿了串連的紅衛兵。列車靠上月台之後，一扇扇車窗成了出口，一個個紅衛兵從窗口跳下，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這時，從寬敞的軟臥車廂裏，從從容容走下一個中年女人。她戴著眼鏡，一個大口罩遮住大半個臉，身穿一件草綠色的棉軍大衣。
她馬上被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和幾個紅衛兵接走，坐上小轎車，直奔上海西區高級賓館——衡山賓館。
此人來滬，非同小可。就在她動身之際，當時正在上海處理“安亭事件”的“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便給中共華東局宣傳部來了電話，關照道：“給予方便。”
正因為這樣，她一來，就被安排住進衡山賓館。
然而，才住了幾天，她就趁夜色濃重之際，戴上大口罩，跳上一輛鐵皮車廂的三輪卡車。卡車上雖然裝著高音喇叭，此時此刻卻默不作聲。這輛紅衛兵的“宣傳車”消失在上海馬路上的車流之中。
此後，關於她的行蹤，外人莫如。
她到哪裏去了？
她悄然住到了華東師範大學第三宿舍三樓，神不知，鬼不曉！
第三宿舍本是留學生宿舍。那年月，不收外國留學生，那幢宿舍樓空著。她住進去以後，紅衛兵們為她守大門，“閑人莫入”。
她一般晝伏夜出。外出時總是戴大口罩，總是坐那輛宣傳車，很少惹人注意。
前文已經提及的那個華東師範大學的“最早造反的老工人”，成了她的“保鏢”，替她帶路，替她聯係。有幾次，宣傳車另有任務，當她深夜返回華東師大時，跳上了Z的自行車。這時，Z既成了她的“兩輪車夫”，又成了時時提防“保皇派”襲擊她的忠實衛士。
她為什麽不住衡山賓館，卻在華東師大住了一個月？
她的上海之行，據說是“串連”。
她來上海，打的是“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旗號。
就在她到達上海的第二天，上海造反派們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她公開露麵了。
她在大會上的講話，清清楚楚地印在次日出版的《師大簡訊》上。
她說來滬的目的，“是揪出出賣北大社教運動的大叛徒、大劊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體革命師生來和他算賬。常溪萍的問題上下都有根子，上麵的根子是鄧小平、彭真，下麵的根子是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
哦，怪不得她如此看中華東師大，怪不得她悄悄住在那裏——原來是要“揪出”常溪萍！
她，聶元梓，北京大學哲學係黨支書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她和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牆上貼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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