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組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們接到重要情報：在張佩瑛猝死的當天晚上，有人送大黃魚到方家！
這，顯然是“階級鬥爭新動向”！你想想，方兆麟進行“階級報複”，“害”死了張佩瑛，居然立即送大黃魚表示“慰問”，此人非“同案犯”莫屬。
他們使出了比福爾摩斯高超百倍的偵察功夫，很快就查明：三月三十日晚，上海基礎第三工程隊起重工虞國夫給方家送去兩條大黃魚。
於是，虞國夫立即成了調查組的審查對象。
調查組查閱了虞國夫的檔案，在檔案中似乎沒有什麽“刻骨仇恨”之類記載。因為他是一名青年工人，檔案材料非常簡單。
他們決定找虞國夫正麵“交鋒”，要他“交代”在兩條大黃魚的背後，隱藏著什麽不可告人的“秘密”。
以下，便是虞國夫的“交代”，迄今仍保存在那一堆秘密檔案之中。現原文照錄：
“一九六九年，我在上海日暉港裝卸汙水管時，認識了萬廷鈺。當時，我是起重工，萬是醫生。一九七〇年底至一九七一年初，在大屯又碰到萬廷鈺。我在三隊，她在四隊。有一次我返回上海，萬托我帶一隻箱子及一些零星的東西。回上海以後，我把東西送到她家，這才認識了方兆麟。”
以上，算是詳盡地“交代”了他與萬廷鈺、方兆麟的“認識史”。接著，在調查組的逼問之下，他開始“交代”大黃魚問題：
“去年（一九七三年）十月，我臉上生了一個東西，慢慢大起來了。我想他們都是醫生，想托他們找熟人開刀，以便使刀疤能小一點。我跟他們的來往多了一點。萬廷鈺和上電醫院的龔醫生很關心我，曾給我介紹女朋友。與女朋友見麵以後，不成功，我也就算了。
“雖然女朋友不跟我來往了，但是我仍很感激萬醫生。三月三十日，正好是方醫生出事情的那天，我買到幾條大黃魚。我就在下班之後，晚上七點鍾，送到萬家。當時，方醫生還沒有回來。我問起方醫生，萬醫生說：‘方醫生今天為張春橋的妹妹開刀，忙得很。’”
調查至此，大黃魚的來曆已經一清二楚，大黃魚與本案無關亦已明明白白。但是，調查組還要繼續盤問虞國夫。無奈，虞國夫隻得再作“交代”：
“大約八點鍾以後，方兆麟回來了。萬醫生問他，手術怎麽樣？方說，很不順利。萬又問到底是怎麽回事。方說：‘司××針（對不起，我隻記得‘司’，講不出名字來）打下去以後，就不省人事啦。’關於開刀的事，他們講了一會兒，我聽不大懂。見他們夫妻麵色不好看，我坐在那裏覺得不自然。我對萬醫生說，我該走了。萬醫生說，不送你了。我在他家，總共一個多小時。”
調查組並不輕信虞國夫一麵之詞，又分別審問了方兆麟和萬廷鈺，口供相符，這才排除了虞國夫的“同案犯”的嫌疑。
不過，虞國夫談到為他介紹女朋友的“上電醫院龔醫生”，看來，跟方家關係密切。調查組對於這一條，又要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