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密談接著一次密談。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夜，北京平安裏三號，《解放軍報》社的辦公樓。
一輛從西郊北京大學駛來的轎車，載著三男一女，駛入報社。他們剛剛在二樓小會議室坐定，張春橋、姚文元一身軍裝，踱了進來。
“春橋同誌！”為首的三十來歲的男子，親熱地跟張春橋握手。
“這是文元同誌！”張春橋介紹道，“這是王洪文同誌！”
王洪文介紹了同行者、二十五歲的陳阿大和十八歲的“小廖”。
陳阿大是上海良工閥門廠的工人，此時已成為上海“工總司”常委，王洪文的小兄弟。至於那“小廖”，名叫廖祖康，上海國棉十七廠技工學校的學生，此時成了王洪文的“秘書”。“文革”前，王洪文擔任技校民兵連指導員之際，廖祖康是他手下的民兵。“文革”中一起造廠黨委的反。從此，廖祖康成為王洪文的心腹。“文革”十年中，不論王洪文在哪裏，廖祖康一直是他的“貼身秘書”。
至於那位女賓，嘿嘿一笑，衝張、姚點點頭。她，老熟人——聶元梓。王洪文、陳阿大、廖祖康是昨天乘飛機抵達北京的。他們直奔北京大學，聶元梓安排他們住在學校招待所，隨即給張春橋掛了電話。
“春橋同誌，文元同誌，上海群龍無首，隻有你們出馬，才能壓住陣腳！”王洪文在匯報了上海發生的第三次風潮——康平路事件之後，說出了這句話。
“是的，我們也準備馬上去上海——《文匯報》明天就要奪權，這是整個上海奪權的先聲。”張春橋停頓了一下，說道，“如果我和文元這時候不回上海，將來大權旁落，就很難挽回！”
“你也馬上回上海——現在上海到了關鍵時刻。”姚文元對王洪文說道。
就這樣，決定發動“一月革命”的密談，在北京《解放軍報》社二樓悄然進行著……
翌日，出現在上海街頭的《文匯報》，突然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社論——出自毛澤東手筆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匯報》造反派以這樣特殊的形式，宣告《文匯報》“新生”——不再成為原中共上海市委的喉舌。
就在《文匯報》撒向四麵八方之際，張春橋和姚文元正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飛。十時，他們剛剛降落在上海機場，就鑽進轎車，直奔興國路上高牆圍繞的興國招待所。這家名為“招待所”，其實，綠茵草地簇擁著一幢幢西式小樓，比高級賓館還高級。此處在“文革”中，曾長期成為張、姚在滬的據點。
張春橋行魂甫定，頭一樁事情是打電話給幾百公尺外的丁香花園旁的小樓，那是徐景賢的據點——武康路二號。為了免遭意外，徐景賢把“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牌子，掛到淮海中路最熱鬧的地段——六二二弄七號原中共上海市委黨校裏，而把武康路二號的小樓作為他的秘密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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