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就在張春橋遙控著上海，指令徐景賢實行“中心開花”之際，他在北京又幹了一樁“大事”……
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門，一輛草綠色的吉普車開到門口，停了下來。從車上下來三個穿軍大衣的男人。其中一個戴眼鏡的小夥子對門警說：“我是蒯大富。春橋同誌打電話，約我來的。”
門警接通了張春橋的電話，聽見張春橋說道：“讓蒯大富一個人進來。”
於是，吉普車隻好停在門外，兩個男人——一個是司機，一個是蒯大富的秘書，留在車上。
蒯大富獨自進入中南海，張春橋與他單獨談話。
這是一次極為機密、極為重要的談話。張春橋從來沒向別人透露談話的內容。所幸，談話的另一方——蒯大富，總算三次說及此事。
第一次，那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蒯大富被作為“五——六”分子受到審查。他在“交代提綱”中，寫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春橋在中南海西門小屋子召見，號召反劉少奇。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劉少奇大行動。”
第二次，是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蒯大富在給清華大學黨委的信中，有一句：
“春橋同誌號召我們反劉少奇大行動。”
以上兩次，語焉不詳，事出有因：張春橋當時正在台上，蒯大富怎敢詳細透露談話內容？可是，他又不能不把張春橋這張王牌摜出來，以便堵住審查者的嘴。
隻有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當張春橋被押上被告席，蒯大富這才寫下自己的真實證詞。現照蒯大富親筆寫的回憶，摘錄於下：
“在西門內（引者注：指中南海西門）靠北的傳達室內，張春橋領著我從南門進，往右拐的套間內，我和他談了有一小時左右的話。整個談話過程中，除了張春橋和我以外，沒有其他任何人在場……
“張春橋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仍然不肯投降，他雖然作了檢查，態度還是不好嘛。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廢……
“我一聽就很明白，張春橋要我們去反對劉少奇同誌和鄧小平同誌。……要把劉鄧搞臭……”
張春橋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單獨召見蒯大富，麵授機宜，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劉、鄧開炮。
蒯大富在證言中繼續寫道：
“我當時是清華大學學生，又是井岡山紅衛兵的頭頭，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我發動了清華大學群眾五千多人，開了兩輛廣播車，帶了大批大字報、大標語、傳單到北京城裏天安門廣場、王府井、西單一帶放高音喇叭，刷大標語，貼大字報，撒傳單，還進行遊行示威，中心口號就是‘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這個所謂的‘一二·二五’大行動實際上是在全國範圍內第一次把打倒劉少奇同誌的運動推向社會，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張春橋在我們圍攻和誣陷劉少奇同誌、鄧小平同誌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幕後操縱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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