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鮮，新鮮，身上沒有一個“音樂細胞”的張春橋，忽然借起電唱機、錄音機來了。
新鮮，新鮮，在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宿舍張春橋家裏，忽然傳出一陣陣唱京戲的聲音。
就連西皮、二黃也分不清楚的張春橋，忽然成天價守在電唱機、錄音機旁，閉著雙眼，歪著腦袋，用手在膝蓋上打著拍子，在那裏細細聽著《霸王別姬》、《打漁殺家》、《群英會》、《三岔口》。
恨隻恨，當年的狄克怎麽隻顧罵魯迅，不去學幾句京戲？如今，隻好“臨時抱佛腳”了。
古人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打從“女客人”那裏得知她要“立”，要搞“京劇革命”，要抓“京劇現代戲”，張春橋就馬上意識到：趕緊學點京劇！
結識“女客人”之後，張春橋發覺，一旦得到她的青睞，飛黃騰達指日可待。她是比柯慶施更好的“梯子”。投其所好，順著她的所好在上海抓“京劇現代戲”，顯然是一條接近她的捷徑。
不過，她的“語言”，張春橋幾乎聽不懂：
“四平調輕飄飄的，無論如何不要用那個玩藝兒。”
“我對西皮有點怕。”
“反二黃低沉，如果達不到激昂，就有損革命英雄形象。”
“昆曲、吹腔、高撥子，最好不用，群眾不願聽，你們不知道？”
這一連串的“行話”，使張春橋如墜雲霧之中。他不得不學習京劇ABC——這一回，可千萬不能鬧當年亂標古書的笑話！
須知，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的《晨報》上，便登載過這樣的廣告：“山東王泊山昆劇團來平，李雲鶴演出《玉堂春》。”十七歲的李雲鶴，後來成為藍蘋，後來又成為江青。她自幼在山東省立實驗劇院學評劇、昆劇。隻有懂得她的“行話”，才能與她有著共同的語言。一個門外漢，張春橋費煞苦心，突然狂熱地鑽研起京劇來了……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園路二一八號的紅都劇場，看了上海愛華滬劇團演出的《紅燈記》，感到滿意。她從十二個同類劇本中，選中了愛華滬劇團的本子，決定改編為京劇。本來，這是張春橋很好的為她效勞的機會。可惜，當時的她對張春橋還是初識，竟把這道地的“上海貨”交給了北京的中國京劇院去改編。張春橋知道了，連連頓足，深為遺憾。
關於這個過程，江青曾這樣講述過：
“為《紅燈記》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為了想查明這個故事是虛構還是寫實，曾到處打聽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談談，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實。假如這個劇本竟為叛徒立了傳，那可怎麽辦？單是這件工作，就占去我很多時間。其他關於劇本處理方麵的，就不說它了。
“對這個劇本（愛華滬劇團的演出本），就是既喜歡，又不喜歡。喜歡它，是因為它寫好了幾個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歡它，是因為它還不是從生活出發的，沒有寫清楚當時的典型環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題材的不同劇本之後，感到還是愛華滬劇團的本子好。其他有的劇本，對人物簡直有很大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開。所以，決心把這個戲介紹給中國京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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