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一九三五年五月踏進上海灘，張春橋混跡上海文壇兩年多，發表了四十多篇長長短短、五花八門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立報》刊出署名張春橋的短文《武裝民眾》之後，他的名字便從上海報刊上消失了。
張春橋哪裏去了？
難道他“最最會化名”，化了什麽新名字？
直到一九三八年五月的《抗戰文藝》周刊第一卷第五期登出署名張春橋的《漢奸吉思恭》，標明“延安通訊”。消息傳到上海，人們才恍然大悟：“狄克”鑽到延安去了！
吉思恭，日本的間諜。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在延安陝北公學操場上，舉行了公審漢奸吉思恭大會。“狄克”也在場，於是寫了這篇“延安通訊”……
“狄克”是怎樣鑽進延安的呢？
在張春橋一九五〇年親筆填寫的《簡曆表》上，“何時何地何人介紹入黨、候補及轉正年月”一欄，這麽寫道：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經吳誌成、林福生介紹入黨。一九三九年二月轉正。”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經顧輝、雄飛介紹重新入黨。”
張春橋既然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入黨，怎麽到了一九三八年八月又要“重新入黨”呢？
那位“吳誌成”，真名宋振鼎，他對張春橋在上海的“入黨”經過，說得最為清楚：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從蘇州反省院自首出來後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間，我（化名吳誌成）與原社聯林福生（蘇州反省院出來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曾經介紹張春橋參加預備黨員。這個組織沒有黨的組織領導，是我們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黨組織派吳仲超找我談話，指出這個組織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們當即解散，並通知到所有參加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此後，我再未介紹張春橋入黨。”
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所寫的證明也清楚表明：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變自首、住過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個預備黨員委員會，這是個非法組織。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這個組織。
解放前我不認識張春橋，文化大革命中，從外調的小將們口中才知道那個委員會內有張春橋。
吳仲超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
原來，張春橋在一九三六年四月所參加的是假共產黨！可是，張春橋卻把它寫入自己的入黨簡曆之中，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寫上“重新入黨”的年月……
張春橋離開上海，跟江青相差無幾——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槍炮聲震撼著上海城。
在日軍統帥永野修身、上海派遣軍總司令鬆井石根大將坐鎮指揮下，日軍第三、六、九、十一、一〇一、一〇五、一〇六、一一〇、一一四、一一六等師團和海軍陸戰隊，共三十多萬人，突然襲擊上海。“八·一三淞滬戰爭”打響了。
張春橋曾寫過一篇題為《中國為甚麽勝利的？》的“報告文學”，發表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的《國聞周報》（戰時特刊第十六期）。其中，記述了他自己在“八·一三”當天的蹤跡：
“十三號的早上，我得到日本軍隊在八字橋向我軍進攻的消息，就跑到南市，又折回來，轉到公共租界，往北區走去。我想看一看戰爭發生以後的人們。不但去看，還要深深地發掘，往他們心眼裏鑽，我還跑到楊樹浦的工人區，跟他們談，跟兩位年輕的工友跑到野外的一條可以通到北四川路的地方去，遙望天通庵火車站的煙火。重炮、機關槍的聲音很清楚的隨風飄過來。四周靜靜的，農夫們在晚霞裏整理著南瓜和別的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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