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塑料工業公司技術科師德培、雲南思茅縣通商路蕭龍雲、四川省攀枝花市東區人大常委會辦公室矯逸閣以及張漢成、張晶、蔡晉萍、夏合社等讀者給筆者來信，提出了疑問：
“張春橋的信寫於一九三六年，為什麽會有二十幾個簡體字——頭、幾、書、裏、關、這、過、當、讀、對、點、莊、從、說、為、隻、們、會、還、傷、時、訴、許、報、壇？”
這些讀者懷疑書中所附的原件手跡不可靠，也許是抄件，抑或是偽造的？！
在這裏，我先要說一說那份原件的來曆：張春橋當時化名“狄克”寫給魯迅的信，不僅被魯迅保存了原信信紙，還保存了信封。信封上寫著“北四川路內山書店轉交周豫才先生啟狄克緘”。這信封原件也在魯迅博物館保存著。
另外，也不妨把“狄克”一九三六年這封親筆信與他寫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手跡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出筆跡完全相同，可見“狄克”的筆跡即張春橋筆跡。
有趣的是，張春橋致魯迅的信中，惟有信末所署“狄克”兩字顯得僵硬，別扭，不自然，不流暢。這也難怪，畢竟是化名，所以簽名時就不能不露出馬腳——通常所見的化名信，往往有這一特點。公安、司法人員在分析信件是否屬化名信時，很注意簽名是否流暢。
讀者們提出的簡體字問題，需要從曆史的角度加以答複。《關於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固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公布，但簡化漢字並非直到那時才有的。
其實，簡化漢字自古便有。為了書寫的方便，古人已經開始簡化漢字，尤其是草書。例如：禮寫作“禮”，從寫作“從”，東寫作“東”，聾寫作“聲”等等，古已有之。
一九二三年的《國語月刊》曾出版《漢字改革號》，錢玄同先生便呼籲進行“漢字革命”，主張“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陳望道先生也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八日《民國日報》發表文章，主張那些“通行於平民社會的簡體字”，“我們都可以在各種正式的文章上用起來，而且應該依此方法把原來沒有簡體字的添造出簡體字來，使得寫也便利些，學也便利些”。
一九三五年，陳望道先生在他主編的《太白》半月刊一卷十一期上，發表《推行手頭字緣起》一文，主張把“手頭宇”（書寫體）變成印刷體，因為“手頭上大家都這麽寫，可是書本上並不這麽印。識一個字須得認兩種以上的形體，何等不便”。《太白》雜誌刊登了“手頭字第一期字匯”。張春橋所用簡體字，亦即當時書寫時已經通行的“手頭字”。巴金、胡風、鬱達夫、老舍等二百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發起“推行手頭字”，《太白》率先用“手頭字”排印，開中國簡化漢字之先河。
由此可見，張春橋寫給魯迅的那封信的原件是真實的，不論從筆跡、從原件及信封加以查證，還是從當時流行的“手頭字”加以考證，都是經得起推敲的。
至於解放後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所采用的大多數是已經流行的“手頭字”，符合廣大群眾的書寫習慣，所以很易推廣，為大家所接受。
如今，即使在香港、台灣，人們書寫時也常用簡化的“手頭字”，隻有報刊上的印刷體才用繁體漢字。不過，不久前我接待台灣作家黃海先生，我發覺他送給我的名片上，那“臺北市”也印為“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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