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魏金枝是上海圖書館的常客；跟葛正慧相熟。
葛正慧知道魏金枝當年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員，與魯迅、柔石有所交往，熟悉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壇，便把自己的發現，悄悄告訴了他。
魏金枝的臉上，沒有露出半點驚訝的神色，卻問道：“你怎麽會知道狄克是張春橋？”
“我是從一本書上查到的。”葛正慧說出了他的依據。
不料，魏金枝撫掌笑道：“狄克是張春橋，這個秘密我早就知道了。其實，張春橋還用過另一個筆名，批評過《八月的鄉村》，跟魯迅唱對台戲，你查出來了嗎？”
“沒有。他還用過什麽筆名？”
“水晶！”
如此說來，魏金枝深知張春橋的底細。葛正慧趕緊跟他細細攀談，方知其中的來龍去脈……
說實在的，張春橋也罷，狄克也罷，水晶也罷，在三十年代不過是無名鼠輩而已。
上海的“四馬路”（今福州路），是書店、出版社匯集之地，人稱“文化街”。一九二四年，二十一歲的姚蓬子從浙江諸暨來到四馬路，成為老板張靜廬的光華書局裏的一名編輯，從此走上上海文壇。十一年後——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歲的張春橋從山東濟南來到上海四馬路三二五號“上海雜誌股份有限公司”，充當一名校對員。真巧，這家公司的老板，竟然也是張靜廬！
張靜廬是一位頗有眼力和魄力的出版商。一九二四年，他第一回辦出版社，創立光華書局，招來了姚蓬子。出版界也是個風大浪高的所在。他時沉時浮，在荊棘叢中前進，幾度瀕臨破產的邊緣。到了一九三五年，書的銷路不暢，他辦起了上海雜誌公司，既發行上海各種雜誌，自己也印些刊物和書。他租下了四馬路上的“紅屋”——三二五號原世界書局發行所舊址，掛起上海雜誌公司招牌，招來了張春橋。不久，他從校對員成為助理編輯。
一九三五年的上海出版界，一片不景氣。銷路尚可的隻有三種：第一是教科書。學生要上學，上學要置教科書。教科書總是有銷路的；第二是把古書加以標點，翻印，叫做“標點書”。這類“標點書”銷路也不錯；第三便是雜誌。
張靜廬也印起“標點書”來了，從一九三五年九月起，他聘請阿英、施蟄存主編的《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以每周出版一種的速度，開始印行。
阿英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出版的《書報展望》一卷三期上，寫了《雜談翻印古書》一文，不由得發出這樣的感歎：
“一九三五年過去了。若果有人間‘這一年出版界主要的現象是什麽？’誰也會回答，是‘翻印古書’。把那些價值高昂，以及不經見的舊書重行排印，使窮困的學人能以少數的經濟，獲得許多在研究上必要的書，未始不是一件有利的事。但使此種事實，成為出版界的主要現象時，則無論如何解釋，總是一種反常的行為……”
十八歲的張春橋，不知天高地厚，不問問自己肚子裏有多少墨水，居然也去標點古書，想拿點“標點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小晨報》發表了署名“豈以”的文章《張春橋標點珍本記》，可以說是第一次在報紙上公開揭露了張春橋的不學無術。這是一篇迄今鮮為人知的文章，現全文轉錄於下，以饗讀者，從中可以清楚看出當年張春橋在上海灘上胡混的卑劣形象：
是年也：舊書定運，“珍本”出頭。
可恨“珍本”之類的東西，古文人忒煞作怪，不標不點，未免要使今人多費一番手腳。在這裏，施蟄存、阿英，以至章衣萍等人便做到了一筆好生意。
至於這篇文章的標題上的那位姓張的，也許諸君還不認識。事實上，他也的確不能算做什麽“作家”；不過，因為他曾經在《太白》之類的雜誌上發表過散文，而又做過一任上海雜誌公司的助理編輯，與所謂“作家”們略有交往，便也自命為作家，而且還自視為“前進的作家”了。——在文壇之邊上，這種“自得其樂”的人是很多的，對於張春橋，自亦不足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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