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二月九日，徐海濤殺氣騰騰，在上海圖書館召開了“深挖現行反革命分子全館動員大會”。
坐在台上，他的手指朝上海圖書館主樓頂上的巨鍾一指，罵聲咧咧：“你們上海圖書館的鍾樓，不是鍾樓，那是炮樓！”
這句話，頓時成了徐海濤的“名言”！
徐海濤從軍裝口袋裏，掏出一張名單。台上念一聲，台下的打手們抓一個。
一個又一個無辜的圖書館工作人員，被抓進了隔離室。徐海濤還宣布，對這些被拘留者的家，進行“保密檢查”。
多麽動聽的詞兒——“保密檢查”，其實就是抄家！抄家的重點，是收繳那些“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防擴散材料”。惟其“防擴散”，故曰“保密檢查”。
以下是一部分被隔離審查者的名單及隔離期限：
費毓龍 一九七〇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
羅良繼 一九七〇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
施龍生 一九七〇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六月
任光亮 一九七〇年二月至一九七〇年五月
劉 萱 一九七〇年二月至一九七〇年五月
於為剛 一九七〇年二月至一九七〇年四月
當年，秦始皇厲行“焚書坑儒”。如今，張春橋則“封書囚儒”！秦始皇焚書坑儒，為的是“禁些儒生以古非今”；張春橋封書囚儒，為的是遮蓋自己罪惡，掩人耳目。滿口馬列的張春橋，到頭來率由舊章，拾起封建帝王的牙慧。“藏書樓案件”，震驚上海。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洪文把“藏書樓案件”列為上海所謂“十大反革命案件”之一，竟又增派工、軍宣隊員二十多名。
在那風雲變幻的歲月，忽地全國上下揪起“五·一六分子”來了。
徐景賢像繞口令似的，把“藏書樓案件”提到了新的高度：“清查‘四·一二’，就是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就要清查‘四·一二’。”
如果將來不出版一部《文革辭典》的話，不用說後人將弄不清楚這些“四·一二”、“五·一六”了，就連現在三十來歲的人也不知所雲。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文化係統清查“五·一六”動員大會上，藏書樓又成了重點目標。王秀珍聲色俱厲，大叫道：“‘五·一六’分子在藏書樓查了那麽多的材料，殺了他們的頭也不解恨！”
無端受審，無端蒙塵，朱保炯成了第一個犧牲者。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六日，朱保炯悄然服下過量的肺結核特效藥“雷米封”，自殺身亡，以死相抗。
青年工作人員袁嘉錫被逼得精神失常。他，隻不過在上海紅旗電影製片廠（即原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引者注）“紅影組”，為了寫《電影戲劇四十年兩條路線鬥爭紀實》，來借三十年代電影雜誌，由他經辦；他，隻不過在“四，一二”炮打的時候，說過“張春橋是叛徒”、“藏書樓有張春橋的罪證”，就被定為“清查重點”。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三日，袁嘉錫被送人“學習班”；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袁嘉錫被隔離審查。
盡管他在隔離審查時精神失常了，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市公安局仍發出了逮捕證。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