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撐，大業憑眾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眾多的賢士都匯集而來，肝膽相照，那麽，即使是堅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麽艱難不能克服呢？

    ——曾國藩

    曾國藩領兵出征，官至督撫、欽差，非常注意時時網羅人才，不僅自己如此，對他弟弟也發出如此忠告。

    曾國藩做事很有主見，一旦認準，就不為浮言所動、創水師、紮祁門、圍安慶都是如此。但有主見與固執己見有天壤之別。有主見是對事物發展趨向判斷後的對策，當然，不能朝令夕改，而要堅持實施；固執己見是一種認識偏差，帶有性格上的不健全性。一個人的智慧終歸有限，一個人的見識也受個人經曆、知識等各方麵的限製。如何將他人智慧為己所用，這是用人上的問題，也反映一個人心胸氣量之大小。

    曾國藩兄弟攻克金陵後，朝野官紳奔走相告，曾國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見向他慶賀的人，人們以書信的形式表達同樣意思的人更不計其數。但大體都是官祥文章，無非說一些“英謀遠略、勘定大亂”之類的話。曾國藩自然不會認真。

    可是，有一篇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規於頌的書信引起了曾國藩的極大興趣。上書人開頭也講了曾國藩以書生張空拳與巨敵相鬥，與召學生子弟忍饑轉戰，備曆艱阻但百折不回，終於成就大功的過程，文字簡練而有力，說到了曾國藩的心裏。

    重要的是後麵：你們兄弟倆從湖南偏僻的小村莊走出，十幾年後封侯蔭子還不算，手挽四省兵符，天下的大吏幾乎都是“曾家人”，這是千載一遇的事。曾國藩看到這一段，頭發都豎起來，這分明是一種警箴啊！是在給自己敲警鍾。

    最末一段尤其讓曾國藩掩卷沉思、汗浸脊背，兩江總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治河、漕運、鹽運、水師等常人難以處理的事都歸您管轄。國家和平時期，隻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體、可以信賴，又有魄力的人才能肩此重任。現在江南哀鴻遍野，草莽尚未消弭，而西方各國張開大口，群相逼伺，狡獷不可測度，如果沒有安內攘外的本事，沒有消大亂於未萌的才能，後果不堪設想。我真為你擔憂啊！

    天大一件值得慶賀的事，到了上書人手中簡直是四麵楚歌、布滿陷阱。曾國藩當然要嚇出一身冷汗。其實，曾國藩知道，這是一種激將法：說他肩上的擔子重了，不要辜負人們對他的希望。

    上書人並未就此而止，在最末一節又提出了他的方略：竊謂圖治以教養為先，在今日則養先於教，世亂才勝法，叵由亂而治，則當以才用法，而不為法所縛，至於內治既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養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駁不遑。

    曾國藩讀著讀著，為上書人所歎服。

    曾國藩知道沒有才略的人寫不出這樣的佳作，同樣，沒有勇氣的人也不敢在這個時候冒然進諫。再者，對他不十分熟悉的人也犯不著如此下筆。他猜想，這一定是他身邊的幕僚或下屬所為。待看落款：平江李觀察次青，果真是李元度！

    曾國藩立即給李元度寫信，請他暫時放下手中之事，到江寧做徹夜談。

    鹹豐五年（1855）春，是曾國藩十分艱難的日子，湘軍在九江、湖口大敗，太平軍又重新控製了湖北大片地區。太平天國的西征反攻達到了鼎盛的局麵，湘軍的第一次大規模東征所取得的成果喪失殆盡。

    這時，郭嵩燾從湖南專程來到江西，他是在湘軍連吃敗仗的情況下前來安慰曾國藩的。曾國藩看見郭嵩燾的到來，心中確實感到了幾分慰藉。

    郭嵩燾的到來，還讓長期跟隨在曾國藩身邊的劉蓉感到很興奮。他已經在曾國藩的幕府呆了一年多的時間，非常想辭去這份差使，回到湘鄉老家，可曾國藩總是找出各種理由來勸阻。到了南昌之後，劉蓉又提起自己回家的事情，曾國藩便對他說：“什麽時候郭嵩燾到了我的身邊，就可以考慮放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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