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揭發各種新醜聞事件的風口浪尖上，可口可樂不幸成為了眾矢之的。J。J。威拉德在《可口可樂瓶裝商》一書中寫道：“在過去的幾年裏，我們看見一股席卷全國的改革颶風，表麵上假裝要鏟除各種邪惡，補救所有缺陷……國內成功的工業企業幾乎沒有幾家不遭受它的侵襲。”他指出，可口可樂公司顯然也不例外地發現自己被“熱心過頭而知識貧乏的人、專業的酒家、最初的禁酒主義者以及無所事事的人所誹謗”。威拉德列舉的名單恰如其分地總結了該飲料所有的敵人，在他看來，改革家擁有“過度的熱情”和無知的頭腦。釀酒商（威拉德所指的酒家）深信可口可樂公司為了禁酒令而賄賂了遊說議員的人，他們憎恨可口可樂自稱是一種溫和的飲料而實質上含有像酒精一樣的刺激性成分。可口可樂也被禁酒勢力（禁酒主義者）詆毀，因為它含有咖啡因，謠傳還含有可卡因。最後，法官們（無所事事的人）把富有的瓶裝商和可口可樂公司看做是特別贖罪稅最適合的納稅人。（在此後80多年的時間裏，對可口可樂公司征收特種州稅成為了全國範圍內地方議員的一大消遣活動。雖然許多法案一看便知道是貪婪的政治家們在敲詐勒索，但他們希望瓶裝商拿出足夠的誠意，感謝他們為阻止通過這些征稅法案所付出的努力。）
1906年，亞當斯在《科利爾周報》上繼續他的係列報道，辛克萊的書也十分暢銷，通過一項強製性國家立法的時機終於成熟了。威利博士依舊不知疲倦地在全國奔走，遊說議員，勸告富有同情心的記者。他給政府的化學家寫信，在婦女俱樂部演講，為商業協會致辭，他幾乎出現在任何一個地方，忙得不亦樂乎。於是，當1906年6月《純淨食品和藥品法案》通過的時候，幾乎全世界都認為這是“威利博士法”。
當然，阿薩·坎德勒和可口可樂公司其他的人都警覺到了這場純淨食品運動的來臨，大家都有不祥的預兆。薩姆·多布斯頑皮地稱那些擁護者是“純淨食品怪人”，約翰·坎德勒則抱怨他們是“被誤導的狂熱分子”。在州這一層麵，可口可樂公司從新世紀開始就一直在和對它不利的立法作鬥爭，並呼籲當地瓶裝商聲援它，共同來否決幾乎在南方各州都有的征稅法案或禁售令。然而，約翰·坎德勒法官清楚地知道一定形式的國家立法是不可避免和違背的。盡管他在1902年被任命為佐治亞州最高法院法官，他仍然把自己接近一半的時間奉獻給了可口可樂公司的法律事務。當純淨食品運動升級後，這位法官意識到可口可樂公司需要一位全職律師。衡量了利弊得失之後，他於1906年1月辭去了最高法院法官的職務，來全心全意為可口可樂公司服務。政治嗅覺一貫靈敏的約翰·坎德勒使他的哥哥阿薩確信即將實施的《純淨食品和藥品法案》實際上會給公司帶來好處的，支持該法案會讓可口可樂顯得道德高尚，同時也和“劣質”的專利藥品劃清界限。除此之外，這部法案還有利於鞏固可口可樂的地位，很可能把那些含有可卡因的仿冒品趕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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