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本為鬆遼平原的糧倉，物產豐富，偽滿時期是全東北政治經濟的中心，在最繁盛的時期人口曾經超過60萬，日寇投降後都還有50萬。1946年5月，國民黨軍隊進入長春後，這裏一直戰事不斷，有不少人口外遷，也有不少農村中為逃避土地改革打擊而逃來的地主，還增加了大量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其家屬。到1948年3月，城內軍民總數，據長春市政府的估計，在60萬人左右。四平被攻克之後，長春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大量外逃，一些老百姓眼見長春被圍，也向鄉下轉移，人口有所減少。到6月份被解放軍完全圍困時，城中全部人口估計仍在50萬左右。這其中，軍隊有10萬人，國民黨軍隊的正規軍有6萬人，各種地方遊雜部隊和從農村逃進城的各路土匪（鄭洞國為了管理這些人曾經將其編了兩個旅，實際上並不能真正管理）以及後勤人員加起來有4萬人。這大約50萬人每天要吃，要燒，天一冷還要取暖，就成了城中頭等重要而又最難解決的大事。新七軍原來就駐在長春，屯集了一些糧食和馬料，問題不大。六十軍是在3月間從吉林和永吉撤退到長春的，沒有什麽家底。剛進城時隻是由新七軍分了一些作為馬料的大豆和豆餅給六十軍。鄭洞國為了穩定軍心，曾花大力氣采購了150萬公斤軍糧，長春市政府也買了50萬公斤大豆。所以軍隊先還有些糧食吃，後來就隻能把馬料與糧食摻和吃，最後連六十軍的軍人也不能吃飽了。外邊的接濟隻有空投。據當時美聯社的專家估計，每天要40架飛機的空投才能勉強夠得上城中的需要。可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所安排的民航班機一天最多隻能來四次，空軍的飛機也不多，一般是一天九次。可是，或是由於天氣不好不能來，或是由於我軍有高炮進行對空射擊而不敢來，再加之由於原來駐長春的空軍與新七軍發生過摩擦，空軍不願賣命，所以空投時都在高空以極不負責的態度進行，往往把糧食投到了城外解放軍陣地上。據不完全統計，單是大米我軍就得到了3000袋以上，我軍開會的臨時會場全都是用敵人的降落傘做的。到了9月份，國民黨東北“剿總”竟稱“機油兩缺”，連象征性的空投也無法維持了。據國民黨軍隊自己的統計，在整個長春圍困期間，長春守軍得到的空投糧食總數不過300噸，平均到每個軍人頭上也隻有6斤，是名副其實的杯水車薪。在這種情況下，長春城裏的糧食必然一天比一天少。在春天時，長春城內的高粱米賣幾元錢一斤，到7月時就賣到3650萬元（當時的1萬元約合今天人民幣1元）一斤。當時有人做了一個計算，每斤高粱米約有3萬粒，故而每一粒高粱米要值1200元。到了最困難時，無糧可賣，偶爾有屯糧發財者，竟然賣到一億元一斤。一捆青草也要一捆鈔票換，一個金手鐲隻換一個小饅頭。那些空投下來的一萬元一張的鈔票根本沒有任何用處。
最困苦的當然是老百姓。長春市政府在1948年4月份做了一次調查統計，認為城中的所有糧食隻能吃到7月。7月以後，不說百姓，就是軍隊也無法保證。駐在城中的六十軍和新七軍6個師的師長聯名發電報給蔣介石，認為如此死守長春不是辦法，或者撤出，或者派大軍前來援助，解決圍困局麵。蔣介石的回電仍要長春守軍堅持守，在電報中說什麽“我對你們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沒有一刻忘記你們的艱困。但是如不準備好，赴援部隊會在途中被殲的。希望你們艱苦卓絕，支持到底”。對於糧食問題，蔣介石則出了一個十分惡毒的主意，就是叫鄭洞國“殺民養兵”。其具體辦法就是讓長春市政府出麵，強行將所有老百姓家中的糧食全部收歸公有，不許市場上有任何糧食交易，然後由政府進行計口授糧，按人分配。很明顯，這一辦法就是把老百姓的糧食全部搜刮起來供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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