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
曆史是既往的人類生活。人們渴望了解曆史，了解本身所屬國家、民族、社會的過去，總結成敗經驗，吸取智慧，於是，曆史著作應運而生。曆史著作以真實地記錄曆史過程、曆史人物為目的，一般比較枯燥，趣味性差。為了克服這一毛病，於是，就有了創作曆史文藝的需要。曆史文藝雖以曆史上發生過的某些情節為依據，但可以虛構、想像，作者有不同程度的自由揮灑的空間，自然，作品就遠較曆史著作生動、有趣。人們熟知《三國誌》和《三國演義》的故事。前者至今仍是人們認識那段時期的權威著作，但它大抵隻是少數曆史學家的案頭讀物；後者深受老百姓的喜愛，長期流傳不衰，但它並不是三國時期的真實曆史。魯迅曾說：“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麵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近年來，影視界流行“戲說”，有幾位皇帝、後妃及若幹臣僚的形象在屏幕上活靈活現，收視率很高，說明老百姓愛看，但是，由於大異於曆史記載，更大異於曆史真相，不滿者似乎也很不少。可見，真實性和趣味性曆來是曆史著作和曆史文藝的兩難問題。要嚴格忠實於曆史，作品就很難生動；要提高生動性、趣味性，就必須虛構，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損害曆史的真實。蔡東藩先生的《中國曆代通俗演義》總結前人經驗，試圖解決這一矛盾，努力使自己的著作既有真實性，又有趣味性，在中國豐富繁多的演義作品中，是很具特色的一部。
蔡東藩（1877―1945），浙江蕭山人。1890年（光緒十六年）考中秀才。 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發福建，以知縣候補，因不滿官場惡習，於1911年稱病歸裏。其後長期以寫作和在小學教書為生。抗日戰爭爆發，他不願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輾轉避難，顛沛流離，逝世於抗戰勝利前夕。
清朝末年，嚴複、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說的巨大社會教化作用，企圖借小說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流亡海外，創辦《新小說》雜誌，提倡“小說界革命”。自此，小說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包括“曆史演義”在內的各種小說風起雲湧。民國時期，此風相沿，小說創作日趨繁榮。蔡東藩是個愛國者。他為武昌起義、共和初建興奮過，歡呼過，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凱竊國。蔡東藩幽憤時事，立誌“借說部體裁，演曆史故事”，以曆史小說作為救國工具。自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間，他夜以繼日，筆耕不輟，陸續寫成中國曆代通俗演義11部，1040回，以小說形式再現了上起秦始皇，下訖民國的2166年間的中國曆史，加上另撰的《西太後演義》和他增補改寫的《二十四史通俗演義》，總計約七百餘萬字，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曆史演義作家。出版以後，迅速風行，多次再版。
蔡東藩的作品用章回體，取其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用白話，取其淺顯易懂。這些，他和明清以來的“演義”作家並無區別。蔡東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於他對曆史真實的嚴格追求。蔡東藩自幼愛好曆史，熟讀傳統的經、史、子集各類書籍，對中國曆史作過深入的研究，甚至養成了“考據癬”。他寫曆史演義，“語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節均有曆史記載作為根據；對於文獻中的歧說和模糊不清之處，他常常博覽群書，多方鉤稽，力求找出客觀真相；一時難以做出結論的，他就諸說並存；對他認定的史籍中的錯誤說法，就直接加以批駁。可以說，他是在用研究曆史的精神和方法在寫“演義”。對於前人所寫同類作品，蔡東藩頗多批評，或認為荒誕不經，或認為乖離史實，子虛烏有。他自稱所編曆史演義，“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逸聞為緯，不尚虛誣”。自然，作為“演義”，他也有虛構，特別是人物對話，史無記載，他不能不動用自己的想象力，但是，他很謹慎，力求符合特定曆史環境和特定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編造。因此，他的書，可以當作曆史讀。倘若讀者要大體，而不是精確地了解中國曆朝曆代的大事經緯與主要人物，蔡東藩的書是值得一讀的。1937年1月，毛澤東為了解決延安幹部學習中國曆史的需要，曾致電李克農，要他購買“中國曆史演義”兩部。這裏所說的“中國曆史演義”，就是蔡東藩所著《中國曆代通俗演義》。毛澤東臥室床側，就放有蔡氏此書。由此不難看出，毛澤東對蔡著的喜愛。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