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學家有史德、史識、史才之說。所謂史德，指的是忠於曆史，忠於史實，能在任何狀況下“秉筆直書”；所謂史識，指的是對曆史判斷方麵的真知灼見；所謂史才，指的是掌握、剪裁史料以及敘事、表達能力。在這三方麵，蔡東藩都頗多可取之處。據記載，當他寫《民國通俗演義》時，曾有軍人以請他吃“紅丸子”（子彈）相威脅，書局因此要他“隱惡揚善”，他斷然拒絕，聲稱：“孔子作《春秋》，為懲罰亂臣賊子。我寫的都有材料根據，要我捏造，我幹不來！”自此憤然輟筆，以致書局不得不另請許廑父，將該書的後四十回續完。蔡東藩不屈於強權，寧可不寫，決不偽造曆史，表現出曆史家的可貴操守。他的書，努力尋求曆代興亡“關鍵”，勸善懲惡，褒是斥非，洋溢著鮮明的曆史正義感和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精神。讀蔡著，既可輕鬆愉快地獲得曆史知識，又可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啟迪。當然，蔡著中也有一些陳腐觀念，這是那個時代的烙印，在所難免。這一點，相信讀者當能了解並鑒別。
2003年12月15日寫於中國社會科學院
子輿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夫孔子懼亂賊，亂賊亦懼孔子，則信乎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而筆削之功為甚大也。春秋以降，亂賊之迭起未艾，厥惟南北朝，宋武為首惡，而齊而梁而陳，無一非篡弑得國，悖入悖出，忽興忽亡。索虜適起而承其敝，據有北方，曆世十一，享國至百七十餘年。合東西二魏在內。夷狄有君，諸夏不如，可勝唧哉！至北齊、北周，篡奪相仍，蓋亦同流合汙，乎為亂賊橫行之世矣。隋文以外戚盜國，雖得混一南北，奄有中華，而冥罰所加，躬遭子禍。阿弑君父，賊弟兄，淫？無度，卒死江都，夏桀商辛不過是也。二孫倏立倏廢，甚至布席禮佛，願自今不複生帝王家，倘非乃祖之貽殃，則孺子何辜，乃遽遭此慘報乎？然則隋之得有天下，亦未始非過渡時代，例以舊史家正統之名，隋固不得忝列也。沈約作《宋書》，蕭子顯作《齊書》，姚思廉作梁陳二書，語多回護，諱莫如深。沈與蕭為梁人，投鼠忌器，尚有可原；姚為唐臣，猶曲諱梁、陳逆跡，豈以唐之得國，亦舊篡竊之故智歟？抑以乃父察之曾任梁陳，乃不忍直書歟？彼夫崔浩之監修《魏史》，直書無隱，事未蕆而身死族夷。旋以諂諛狡佞之魏收繼之，當時號為“穢史”，其不足征信也明甚。《北齊書》成於李百藥，《北周書》成於令狐德芬，率爾操觚，徒憑兩朝之記錄，略加刪潤，於褒貶亦無當焉。《隋書》輯諸唐臣之手，而以魏征標名。魏以直臣稱，何以《張衡傳》中，不及弑隋文事，明明為亂臣賊子，而尚曲諱之，其餘何足觀乎？若李延壽之作南北史，本私家之著述，作官書之旁參，有此詳而彼略者，有此略而彼詳者，茲姑不暇論其得失，但以隋朝列入《北史》，後人或譏其失宜，竊謂《春秋》用“夷禮”則夷之，李氏固猶此意也。嗟乎！亂臣賊子盈天下，即幸而牢籠九有，囊括萬方，亦豈真足光耀史乘，流傳後世乎哉？本編援李氏《南北史》之例，捃摭事實，演為是書；複因年序之相關，合南北為一爐，融而冶之，以免閱者之對勘，非敢謂是書之作，足以步官私各史之後塵。但閱正史者，常易生厭，而覽小說者不厭求詳。鄙人之撰曆史演義也有年矣，每書一出，輒受閱者歡迎，得毋以辭從淺近，跡異虛誣，就令草草不工，而於通俗之本旨，固尚不相悖者歟！抑尤有進者，是書於亂賊之大防，冉三致意，不為少諱。值狂瀾將到之秋，而猶欲揚湯止沸，鄙人固不敢出此也。若夫全書之體例，已數見前編之各曆史演義中，茲姑不贅雲。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古越蔡東藩自敘於臨江書舍。南 北 史 演 義第一回射蛇首興王呈預兆睹龍顏慧婦忌英雄第一回[1]射蛇首興王呈預兆睹龍顏慧婦忌英雄世運百年一大變，三十年一小變，變亂是古今常有的事情，就使聖帝明王，善自貽謀，也不能令子子孫孫，萬古千秋的太平過去，所以治極必亂，盛極必衰，衰亂已極，複治複盛，好似行星軌道一般，往複循環，周而複始。一半是關係人事，一半是關係天數，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這是天下不易的至理。但我中國數千萬裏疆域，好幾百兆人民，自從軒轅黃帝以後，傳至漢、晉，都由漢族主治，凡四裔民族，僻居遐方，向為中國所不齒，不說他犬羊賤種，就說他虎狼遺性，最普通的贈他四個雅號，南為蠻，東為夷，西為戎，北為狄。這蠻夷戎狄四種，隻準在外國居住，不許他闖入中原，古人稱為華夏大防，便是此意。界劃原不可不嚴，但侈然自大，亦屬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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