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清廷對東北地區執行封禁政策。東北地區一向人口稀少而又土地廣闊，良田沃壤極多，這與關內人稠地狹的情形正好相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清政府允許甚至鼓勵漢人移居關外，不但很多荒地可以得到開墾，能夠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而且還可以充實東北邊疆，改變那裏人煙稀少的情況，於邊界安全利莫大焉。其實，清廷對開荒墾殖之事還是頗為重視的。乾隆帝在五年（1740年）的一道上諭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從來野無曠土，則民食可裕，即使地屬畸零，亦物產所資，民間多辟尺寸之地，即多收升鬥之儲。”（注：李鴻章等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164卷，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石印大字本，第10頁。）還有，清廷對於內地省份移民墾殖不但不予以製止，有時還加以鼓勵。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有官員奏報“各省流寓民人入川者甚多，請設法限製”，乾隆帝為此進行了一番開導：“國家承平日久，生齒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計難以自資，豈有自舍其鄉裏田廬而樂為遠徙者，地方官本無庸強為限製。”此番議論可謂精辟，符合當時“戶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過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養無籍貧民”的實際情況。（注：《清國史》（嘉業堂抄本）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39頁。）既然如此，那麽為什麽關外就單單成為移民墾殖的禁區呢？其根源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清廷視東北地區為“國朝根本重地”，力圖使其避免漢化而保留所謂的滿洲風俗。乾隆帝於四十二年（1777年）諭令內閣，指出“東三省為滿洲根本地方，諸宜恪守滿洲淳樸舊俗，並力挽漸染漢人習氣，近見吉林風氣亦似盛京，日趨於下，而流民日見加增，致失滿洲舊俗”，擔心“吉林風氣至於如此，若不亟為整頓，則黑龍江亦必漸染漢人習氣，所關甚巨”。（注：嘉慶朝敕編：《大清高宗純皇帝聖訓》第264卷，清活字本，第17頁。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六月乙卯。）滿洲貴族心目中的滿洲風俗主要是指淳樸簡約和國語騎射。乾隆八年（1743年）的上諭指出，盛京“流寓民人甚多，商賈輻輳，以致本處之人漸染流俗，以奢靡相尚，若不及時力加整飭，誠恐漸染習俗，墮棄素風，後人愈尚奢侈，惟耽安逸”，並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嗣後勿許流寓外鄉流民”，（注：嘉慶朝敕編：《大清高宗純皇帝聖訓》第262卷，清活字本，第14—15頁。乾隆八年癸亥十二月辛亥。）以免對旗人產生不良影響。時隔一年，乾隆帝舊事重提，“盛京乃根本重地，向來滿洲風俗淳樸，居家崇尚節儉”，“從無紛華靡麗之習”，而如今該處“漸染流俗”，要求當地滿洲官員應“教導使之返樸返淳”。（注：嘉慶朝敕編：《大清高宗純皇帝聖訓》第262卷，清活字本，第17頁。乾隆十年乙醜三月乙酉。）顯然，乾隆帝把旗人漸趨奢華的現象，歸罪於是其與漢人接觸過多、耳濡目染的結果。對於國語騎射的問題，乾隆帝更為重視。乾隆帝本人的漢文造詣眾所周知，在其所做禦製詩文中也不乏堪稱上品者，但他卻偏偏對旗人舞文弄墨、不重騎射之事深惡痛絕。例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對盛京禮部侍郎世臣的詩句“霜侵鬢朽歎途窮”大加嘲諷，認為這是東施效顰，“自擬於蘇軾之謫黃州，自思以彼其品其學，與蘇軾執鞭將唾而捶之”，可謂尖刻至極。（注：嘉慶朝敕編：《大清高宗純皇帝聖訓》第263卷，清活字本，第26頁。乾隆十九年甲戌九月庚寅。）二十三年（1758年），乾隆帝又諭軍機大臣，“滿洲原以學習清語、專精騎射為要，近多借讀書轉荒正業”，命令“曉諭盛京人等，嗣後務念滿洲根本，勤習清語騎射，斷不可務虛名而舍正業”。（注：嘉慶朝敕編：《大清高宗純皇帝聖訓》第263卷，清活字本，第34—35頁。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二月癸酉。）騎射確為關外旗人之專長，保持這一特色本無可厚非，但視旗人學習漢文化為不務正業之舉，卻未免有些過分。另外，為了不使滿洲文化湮滅於漢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乾隆帝對滿文地名和滿洲姓氏之事也倍加關切。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他諭內閣曰：“關外盛京、吉林、黑龍江所屬地方，乃我大清開基之地，大半皆有清語。即金、錦二州（注：金指金州，今遼寧省大連市金州區；錦指錦州，今遼寧省錦州市。）漢字之意，一翻為鍾因州，一翻為愛辛州，遼陽州（注：今遼寧省遼陽市。）翻為遼哈安圖，方合本意。著軍機大臣等詳查山海關外府州縣無清語者，俱取地方之意翻妥，候朕閱定再行通諭遵行。”（注：嘉慶朝敕編：《大清高宗純皇帝聖訓》第234卷，清活字本，第27頁。乾隆四十六年辛醜五月辛卯。）四十年（1775年），乾隆帝又就盛京義州（注：今遼寧省義縣。）包衣佐領塔清阿、隆額多的漢化姓氏問題大發議論。當時，塔清阿自稱高家氏，隆額多自稱楊家氏，乾隆帝認為這些都是漢姓，擔心“似此沾染漢習，滿洲舊姓將來必至泯沒，即如瓜勒佳氏呼為關家氏，富察氏呼為傅家氏，大關滿洲風俗”。（注：嘉慶朝敕編：《大清高宗純皇帝聖訓》第223卷，清活字本，第22—23頁。乾隆四十年乙未三月乙醜。）身為一國之君，對這些無關大局的小事卻如此熱心，足見其對滿洲風俗的重視程度。強調滿洲風俗的重要性，不但成為清廷限製漢人出關的借口之一，而且阻礙了東北農耕經濟的發展。如前所述，滿洲貴族以馬上得天下，對於騎射之術一向重視，在關外尤為如此，為了訓練旗兵的騎射本領，清政府將東北大片土地圈做圍場和牧地，不許墾種。康熙二年（1663年）就曾規定：“錦州大淩河牧場，東至右屯衛，西至鴨子廠，南至海，北至黃山堡，仍留備用牧馬，不許民間開墾。”（注：李鴻章等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161卷，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石印大字本，第14頁。）這塊牧場的麵積經乾隆十三年（1748年）測量，“丈得東西長九十裏，南北長十八裏至六十裏不等，折算約二百九十餘裏，計地萬七千九百餘頃”。（注：李鴻章等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161卷，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石印大字本，第14—15頁。）鹹豐年間，有官員奏請將該牧場開墾耕種，鹹豐帝則認為該處“為曆年放牧官馬之區，孳生蓄庶，利益無窮，若將附近場地漸次開墾，勢必侵占牧養，於馬政大有妨礙”，為“遵舊製以重牧務”，“請令開墾之處，著不準行”。（注：同治朝敕編：《大清文宗顯皇帝聖訓》第94卷，清活字本，第6頁。鹹豐六年丙辰四月壬辰。）如此之大的土地，在近二百年的時間之內全部作為牧場，確實可惜，這導致大量土地長期拋荒。地靠山海關的奉天尚且如此，偏遠的吉林和黑龍江兩省的情況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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